内容和要点
以文化进步、科学、生物多样性、人性的名义，我们完全有理由告别中医。关键词：
废除中医
1879年，浙江儒学保守派俞樾先生发表了《废医论》，这是最早也是最明确的废除中医的建议。于老师的“废医”思想(简称“废中医”，下同)，
它显然影响了两个去日本留学的浙江青年学生，一个是余云岫，另一个是鲁迅。前者先去日本学物理，后转学大阪大学学医。回国后因声讨中医为“伪学”而蜚声海内外，有三部自书《医学革命论》流传后世。
后者到中国学习西医，回国后却以改造日本人的思想为己任，包括“废中医”，代表作是短篇小说《药》。在这些“海归”的倡导下，20世纪20年代形成了医疗垃圾的热潮。
除了余云岫、鲁迅，还有政治家孙中山，学者胡适、梁启超、严复、丁文江，都是“废医”思想的大力提倡者。有学者指出，这些弃医“海归”都是将自己的废医思想与国民性改造联系在一起的。[2]然而，
中国的文化很难转型。几乎所有的新思想，无论是内生的还是外引的，都会淹没在平庸思维的汪洋大海中。即使在科学思想普及的今天，也要继续说服人们接受120多年前提出的废医思想。
还有很多艰难的理论工作要做。
以文化进步的名义
在我国，有很多“爱国者”主张通过“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来与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竞争，但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有能力了解和保存中国的旧文化。同样，虽然国内仍有不少批评者主张“废除中医”，
但是，并没有“医学大使”指出中医的未来。很多人试图通过“中医现代化”来振兴中医，但实际结果总是适得其反。越是现代的中医，暴露的缺点越多。一个典型的例子是，
人参，曾被中医称为“滋补之王”，经过现代研究，既没有发现其确切的营养价值，也没有发现其确切的药用价值。
相反，我们发现它对某些疾病(如高血压、便秘、咯血、重感冒、失眠、过敏)的有害影响。为了避免这种严酷的现实，还有人信心不足地提出了新的想法。他们认为中医越老越可靠，中医的未来不在于现代化。
但在复古中。然而这种复古倾向一出现就被人们嗤之以鼻。明眼人都很清楚，复古只会掩盖中医的缺点，不会给中医带来任何积极的后果。由此，中医进入了两难的尴尬境地。我想讨论的第一件事是，
中医之所以进入今天这种局面，是因为它从来没有主动求过进步。中药起源于《内经》和《难经》无处方。在马王堆汉墓发现西汉古方之前，
中国中医的历史，往往始于东汉《伤寒论》年张仲景的《立冬感冒方》。后来河间大夫刘写《素问玄机原病式》开始温补解暑，益州张传《医学启源》调理脾胃。
他的徒弟，东原老人，写内伤《兰室秘藏》，张攻痰《儒门事亲》，丹溪老师朱震恒研究阴虚《丹溪心法》，形成“中医六案”。
像《医林改错》这样的书在中医史上也有出版。看来中医也是进步的，也是现实的。其实并不是。中医六例浮夸，没有实质性进展。它的创新程度还不如轻型自行车和山地车的区别。
那些认为自己可以犯医疗错误的人就更严重了。在世界上，最古老的药物是草药。作者考察了古巴比伦、古印度、古埃及、古希腊和古代中美洲的医学。
[3]将其与中国古代医学进行对比，不难发现，所有古代医学的起源都非常相似。比如西医的“炎症”和中医的“上火”是一致的。在化学制品出现之前，
世界古代文明发源地的人民都使用草药治疗疾病。从科学史的角度来看，古代中国很可能是草药医学出现较晚的文明地区之一。为了让“医学大使”们对它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我们不妨做一个稍微详细一点的论证。
高春元女士曾出版《文物考古与中医学》一书，书中详细总结了甲骨文的医学资料。笔者看了之后发现，甲骨文中只有一个勉强可以解释的“病”字，却没有“医”字，甚至连“医”字都不靠谱。
[4]这说明在甲骨文盛行的年代，中国还没有医学。关于最早的有方剂的中医著作，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医书有14种，生存时间在公元前193年左右。如果我们将其与其他文明地区的医学相比较，
中国古代医学的开端不仅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截然不同，而且与古希腊也截然不同。在这方面，作者曾指出，在19世纪50年代，
法国考古学家在伊拉克发现的由2万多块瓷砖碎片组成的《尼尼微医书》，显然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100年，比夏柒王朝的建立早约100年，比甲骨文的存在早约700年。
马王堆医书是1900年前的事了。古希腊的医学最初被认为始于公元前8世纪。最近，人们从公元前16世纪的纸莎草书上发现，古埃及人使用阴蒂中的药方。这一证据将希腊医学的历史推进了800多年。不幸的是，
这样的古代医学历史文物和书证，在中华文明考古中还没有发现。[5]直到公元前6世纪，中国大概还没有“药”，只有“巫”。众所周知，中国的“女巫”是纯粹的“医学骗子”。
后来，“医生”逐渐从“女巫”中分离出来。因为中国古代的“药”起源于“巫”，所以中国的“药”从一开始就和“巫”混在一起。事实上，现在流行的“中医”(尤其是民间中医)，还保留着“巫术”的痕迹。
中国古代是什么时候把“药”和“巫术”分开的，目前尚无定论。有人认为秦越人(扁鹊)是中国最早的“医生”。依据是《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录了扁鹊的一个誓言：“相信女巫和医生，没有治愈的方法。”于是，扁鹊成了中医的鼻祖。
据考证，扁鹊生于魏烈周十九年(公元前407年)，卒于周赧王五年(公元前310年)。如果这个说法是真的，那么中医鼻祖扁鹊比西医鼻祖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377年)年轻53岁。更重要的是，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在扁鹊发现任何医学著作。《汉书艺文志》中记载的《扁鹊内经》很可能是以扁鹊的名义印刷的，现已遗失。
希波克拉底无疑留下了10卷《希波克拉底文集》。根据西方科学历史学家的说法，这本比扁鹊出生还要早的古代医学著作包含了53个医学主题。
到目前为止，在巴黎国家图书馆出版的公元11世纪的《希波克拉底文集》，最大的页码为5526页。对此，我们只需要指出，华夏出版社出版的刘恒儒和刘善拥的校书是《本草纲目》。
才2000页，包括“目录”和“索引”，可见《希波克拉底文集》的作品气势恢宏。就历史悠久而言，希腊医学比中国医学历史更长。在内容上，希腊医学比中国医学更丰富。
此外，在希波克拉底之后，希腊医学有两个里程碑式的发展：盖伦(公元二世纪)和阿维森纳(公元九世纪)。然而16世纪化学医学兴起，欧洲人告别了祖先留下的草药，走上了化学医学的道路。
继化学医学革命成功之后，在19世纪末，医学领域发生了一场生理医学革命。DNA双螺旋结构被发现后，20世纪一场基因医学的革命正在酝酿。在中国，既没有跟上化学医学革命的步伐，也失去了生理医学革命的机遇。
人类文化多次取得巨大进步，却没有触及中国传统医学的任何一个方面。这种进取文化是先进文化吗？所以，以文化进步的名义，我们有理由告别既不复古也不现代化的中医。
以科学的名义
许多反驳“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的学者总是试图指出中国和西方之间存在“不同的科学”。这个假设是虚幻的。判断一个理论是否属于科学，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它是否建立了明确可靠的原理关系或因果关系。
中医之所以不属于科学医学，是因为它的经验判断和理论陈述都没有达到这样的状态。有人认为中医虽然不属于科学医学，但应该有资格称之为经验医学。其实不是！中医的大部分概念和说法都没有实证基础。
太阳、太阴、阳明、厥阴、少阳、少阴等概念在经验世界里是不存在的。还有一些概念，表面上看起来有一定的经验基础，但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它们与经验世界相去甚远。
药性的“五味”(辛、甜、苦、咸、酸)和“四气”(寒、热、温、凉)表面上看很有经验，实际上在经验世界里是无法分析的。
同样，还有“五脏”(心、肝、脾、肺、肾)和“六腑”(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都不能赋予任何经验概念。其他的似乎属于经验世界，但是他们的描述方法并不是经验的。
而且描述也不准确。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医的“脉诊”法。这种描述不准确、没有实际诊断价值的经验方法，让慈禧太后至今背负着洗不掉的“喜脉案”。事实上，没有证据证明，
人体的生理和病理变化可以用脉象来表示。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断言中医是经验医学。另外，中医根本不是理性医学。理性科学的特点是完全的形式推理。从表面上看，
所有完全形式化的概念只存在于理性思维领域，远离经验世界。然而，几乎所有的理性概念都可以通过经验还原。比如“点”、“线”、“面”在经验世界中是不存在的，但都可以用来分析经验世界的存在。
你可以把桌子上的某个位置称为“点”，也可以把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称为“点”，以此类推。可惜没有一个中医概念达到如此理性的思维境界，高度抽象，可以通过经验还原。为了进一步说明中医的非科学性，
我们不妨以《黄帝内经》 中关于水肿病的论述做一次具体的解剖：“帝曰：‘其有不从毫毛而生，五脏阳以竭也，津液充郭，其魄独居，孤精于内，气耗于外，形不可与衣相保，此四极急而动中，是气拒于内，
而形施于外，治之奈何？’歧伯曰：‘平治于权衡，去菀陈莝，微动四极，温衣，缪刺其处，以复其形。开鬼门，洁净府，精以时服，五阳已布，疏涤五脏，故精自生，形自盛，骨肉相保，巨气乃平。’帝曰：‘善’。
”〔6〕 这段文字以黄帝的口吻提出了这么一个病理学疑问：通常认为，疾病是从外到里演化的，可是偏偏有些疾病“不从毫毛而生”，五脏自己就变得不起作用了，“水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是为什么呢？然后，
作者以“歧伯”的口吻教导黄帝如何对水肿病人进行保养和治疗。其中，“平治于权衡，去菀陈莝”所表达的是对水肿病人的治疗原则。它把治疗水肿比喻成称东西，把蕴积的部分去掉，保持一种平衡，水肿就可以好了。
这个教导明显是一种表面判断，没有任何深入的趣味。肿了的病人要消肿，这是众人皆知的常识，实在不是一种了不起的“学问”。然而，歧伯却以煞有介事的姿态讲出了一些连他自己都如坐云雾的“医理”，
其中引起中医学者最大兴趣的莫过于“缪刺疗法”。按照《素问水热穴论》 的说法，人体中有水俞57处，亦称“肾俞57”。人若有水肿病，可判断为“肾俞积阴”。按照“以左取右以右取左”的缪刺原则，
左边水肿刺右边，右边水肿刺左边，一直刺到“见血立已”。可是，水肿病人基本上是左右俱肿或全身浮肿的。如此，如何才能“以左取右以右取左”呢？估计写这段文字的作者也未必清楚。至于用这种方法处置水肿病人，
会不会出现“以复其形”（消肿）的医疗效果，也只好由患者的生命去作赌注了。至于“开鬼门，洁净府，精以时服，五阳已布，疏涤五脏”之类的医疗措施，则没有任何明确的操作含义。它是不是巫术，
我们姑且不去妄加断言，但至少它为江湖医生施行巫术留下了一个广泛的空间。无可讳言，水肿病曾经是一种难以理解和治疗的疾病。在科学还不发达的古代尤其如此。虽然水肿病被发现得很早，但直到19世纪，
英国医生John Blackall 和Richard Bright才将肾源水肿、肝源水肿和心源水肿区别开来。1898年，
英国生理学家斯大林（Ernest H.Starling）描述了作用于毛细血管膜的水压力和胶体渗透压力（oncotic forces）之后，人们才逐步认识到，水肿是因为这两种力的平衡遭到破坏引起的。
细胞内外钠离子含量的变化最有可能破坏这种平衡。这也是西药医生劝告水肿病人少吃盐的科学依据所在。至此，关于水肿的认识才走上了科学的道路。由上可知，尽管不同的古文明地区在战胜疾病方面有大致相同的起源，
但以后的发展道路迥异。值得我们效法的是，西医在取得进步之后，便很快告别了前人所取得的那些不可靠的认识，主动用新的科学理论来指导医学实践。中医则不然。它具有强烈的“恋旧癖”。
居然没有任何医学科学的进步使中医发生过丝毫改变。现代人当然没有理由去苛求古人的不开化。但是，如果现代人继续维护古人的错误，就是对科学的亵渎和对人类生命的摧残了。因此，以尊重科学的名义，
我们有理由告别因果关系和原理关系都不明确的中医中药。
以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名义
最近20多年来，由于化学药品自身的局限性和广泛被滥用的现实，欧美医药学界出现了一种自然疗法（Natural Therapeutics）的研究取向。
古代文明中曾经流行过的草医（Herbal Medicine）和中国古代所特有的针灸（Acupuncture），受到了这一研究取向的重视，甚至出现了以草药和针灸作为辅助疗法的小诊所。
国内一些不负责任的大众媒体，以此发表带渲染性的报道说，中医已经风靡世界了。其实，正如前述，草本医学并不为中国所独有，而是在16世纪以前的一切古文明世界中都存在的医学方法。因此，
欧美医药学界推行的自然疗法也不是只参考中国古代的医学记载。此外，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自然疗法研究具有很强的科学性，与中国古代滥用自然界的恩赐有着根本性的不同。我们以对姜的药用价值研究为例，
来比较二者的不同：相传，孔子是喜欢吃姜的。 《论语》 中有孔子“每食不撤姜”一说。王安石说，姜能“疆御百邪”，把姜的药用价值夸大到了可以抵御所有外感疾病地步。
其它古文明地区（如古埃及人和古印度人）也有以姜入药止呕的记载。李时珍写作《本草纲目》 的时候，辑录了姜的药用价值达44种。但是，经自然疗法医药学家核实。姜的确切药用价值只有两种，
那就是“止呕”和“通关节”，即对反胃（nausea）和骨软骨炎（osteoathritis）有效。〔7〕 这个确证过程是严格的。以姜的止呕作用为例：早在上世纪的80年代，
华盛顿中心医院的D.Mowrey医生把姜做成姜粉胶囊用来缓解因流行性感冒而引起的呕吐。后来，又有一位德国医生发现了姜对于消化不良和晕动呕吐也有疗效。1984年，
美国宇航局（NASA）拨款支持姜粉胶囊抗晕动的研究。研究小组把它与晕海宁（dimenhydrinate）、安慰剂（placebo），
多潘立酮（domperidone）、敏克静（meclozine）、桂利嗪（cinnarizine）等进行了药用价值的对比研究，他们在1489例对比实验中，
发现给每4小时500毫克姜粉胶囊与给每4小时100毫克的晕海宁，具有相同的抗晕动的效果。〔8〕而且，姜粉胶囊没有明显的副作用。大约在相同时间里，自然疗法医药学家，以每4小时给姜粉胶囊250毫克的剂量，
在70例抗妊娠反应中也取得了显著疗效。这样，姜粉胶囊在感冒、舟车运动和妊娠中出现的呕吐，都取得了可靠的疗效证明。这样的研究与王安石和李时珍随意夸大姜的药理作用，以及中医方剂中滥用姜入药，
属于完全不同的规范。滥立方剂在汉以后的中医文献中是一种普遍现象。随便翻开一本医书，往往是一种疾病立有若干个方剂，一个方剂又同时使用了若干种“药物”。
尽管保留在各种中医文献之中的“良方”、“验方”、“奇方”、“神效方”汗牛充栋，却都没有切实可靠的临床实验依据和医理。正由于此，中医方剂的“有效”没有普遍意义。有的“疗效”甚至是非常有害的。其中，
将鸦片用于止痛和止泻就是有害“疗效”的例子。目前，西医为了缓解病人痛苦，从鸦片中提取单体吗啡用于止痛，但在使用上有严格的规定。其所以做出这样严格的规定，就是因为西医既认识到了吗啡的药用价值，
也认识到了吗啡的毒性作用。这与中医滥用“佛粥”（鸦片的中医别名）止痛和止泻是完全不同的。中医立方混乱与它滥用“药物”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医的“药”是否真有药用价值，从来就没有得到过确证。事实上，
中医方剂中的“药”不乏“食品”、“污物”、“毒品”和“穿肠而过的异物”。比如，李时珍在《本草纲目》 中记载，把自缢的绳子烧成灰兑水服，可以治疗突发性癫狂。如果把这种绳子收藏二年以上，
效果会更佳。又记载，将丢弃路边的烂草鞋烧成灰兑酒喝，可以治疗霍乱。诸如此类的配方是不可能具有确切的药用价值的。熟悉中医方剂学的读者也许知道，
中药医生遵循君臣佐使、六气岁物、七方十剂、气味阴阳、五味宜剂、升降沉浮、五运六淫、十九畏、十八反的配伍方法进行多味立方。某些“神效”方，可能真正起作用的只是其中的一味或者两味，在立方的时候，
却偏偏要开十几二十味。笔者在农村习医（中医）时见过的方剂曾多达49味。中医如此立方，模糊了中医药物对于疾病之间的医理关系，同时浪费了许多“药材”资源，增加了患者的经济负担。更有甚者，
中医通常以“奇特”来追求“奇效”。于是，成对的人形首乌、高山顶上的雪莲、悬崖上的灵芝、房顶上的茅草、灵猫的阴户、老虎的阴茎、猴子的脑髓，沙漠腹地的发菜，如此等等，因为其“奇特”而被视为“药中珍品”。
于是乎，越是稀有的动植物资源，遭到的破坏也越严重。因此，为避免不科学的医药措施继续危害生物的多样性，一切有良知的学者都应该承担起一种文化责任，呼吁国人自觉告别中医中药。
以人道的名义
〔11〕这样的污物入药在《本草拾遗》 的“水部”（如磨刀水、三家洗碗水、古冢中水、洗脚水、溺坑水等）、“土部”（如蜣螂转泥、鞋底泥、猪槽垢、香炉灰、粪坑泥、尿坑泥等）、“服器部”（如裹脚布、月经布、内裤、篦梳、炊帚等）各卷中最为多见。
参考文献
〔7〕 Altman RD,Marcussen KC.Effects of a ginger extract on knee pain in patients with osteoarthritis.Arthritis Rheum.(J)2001;44:25312538.〔8〕 Wood CD,Manno JE,Wood MJ,et al.Comparison of efficacy of ginger with various antimotion sickness drugs.Clin Res Pract Drug Reg Aff.(J)1988;6:129136.〔9〕 李时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