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和我都是反中医的。方比我更早扭转了的局面。其实还有其他一些老师也比我早。然而，在反中医的队伍中，恐怕我和方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最深。最近，
我阅读并向许多人推荐了方最近发表的两本反中医的书籍和文章。我把方老师的文章和我自己写的做了比较。我发现我和方都是反中医的，基本宗旨相同或相近，但在学术主题和讨论风格上各有特色和侧重。
方老师着重从普及科学知识的角度，利用现有医学、生物学、生物化学、营养学的成果来反对中医。我主要从科学史(主要是医学史)和科学哲学(主要是医学哲学)的角度反对中医。
这就是我告诉《江南时报》记者，我和方老师的“最大区别”。显然，这种差异是互补的，而不是对立的。在中国，迫切需要普及科学知识，但更需要普及科学思想和方法。
尤其需要倡导科学精神。如果没有科学精神，很多错误的东西就会被普及为“科学知识”伪科学比如“吃红薯防癌”“牛奶被奶牛喝了”“排毒养颜”都是以“科学知识”的面目出现的。
没有评判科学的理念和方法，没有追求和坚持真理的科学精神，这些以“科学知识”面目出现的伪科学同样可以泛滥成灾，危害极大。我们国家的一些“科普作家”，因为科学精神的严重缺失，听到风就是雨，看到“权威”就软弱无力。
一剂白术汤，能让胖子减肥，瘦子增肥，可以写在他的“科普文章”里，发表在《科技日报》。如此缺乏科学精神的“科普”，岂不是一个错误？可见，仅仅普及科学知识是不够的。
这就是我从1998年开始，在普及科学知识的同时，一直倡导普及科学思想方法，倡导科学精神的原因。因此，反中医不仅要在科学知识层面上反对，更重要的是在科学思想和方法层面上反对。
因为我和方老师从不同的层面讨论中医。所以在中医的问题上我们也有不同的看法。方老师提倡“废医试药”。我的基本观点分为两部分：就中医的理念和方法而言，必须彻底废除，
不留痕迹；系统地说，我主张让中医退出国家医疗体系，让中医这种民间医术在国家体系之外优胜劣汰。前一部分，我重点讲了中医是一门“学问”；后面的部分，我针对的是中医这个“术”。我应该说，
方和我的反中医方法各有侧重，缺一不可。最近有人发表文章，故意把我和方对立起来。这是不对的。这些错误不是出于误解，就是别有用心。我只希望在我作出这样的解释后，
不要再有类似的误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