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实施中药野生资源采伐控制和野生抚育研究。
不同的药材有不同的药用部位：根(树皮)或根茎、树皮、全草、地上部分、叶、花、果实、种子等。不同的药用部位对资源可再生性的影响不同，不同的采收方式根据可再生性可分为不同的等级。
从而采取不同的采伐控制措施和保护措施。对影响更新的采收方式，应通过生长恢复、繁殖特性等资源恢复实验，计算出“年最大允许产量”和“年最大允许产量”的经验值：根及根茎类药材为10%，即每年可采收1/10。
30 ~ 40%的药材是茎和叶，50%的药材是花和果实。但不同植物的生活习性、繁殖方式、繁殖效率、药用部位的形成过程等各种因素非常复杂多样，因此其资源回收特性也有很大差异。
对应的“年最大允许产量”与具体的采伐控制方法不同，需要进行有针对性的深入研究。
野生抚育是指在生物的原生环境中，特别是在生态环境明显退化、野生资源已急剧减少的地区，进行围栏封育和收获控制，同时充分利用和适当创造适宜的生长条件，实施有助于繁殖和生长的措施。
以增加生物个体的数量和生长为目标，促进植物的自然再生或人工辅助再生。
野生抚育特别适用于生长特性和生态条件不甚了解，生长条件恶劣，种植(养殖)成本相对较高，或品质与野生型差异较大的药用动植物。
野生抚育具有投资少、管理少、药材品质变化小、不易受病虫害影响、一般远离污染源等优点。它是生产绿色药材，保持药材特色，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平衡的重要方法。进一步通过深入研究，培育良种，
在野外环境下种植，以及科学规范的采收加工，可以达到稳定可控，提高品质的目的，所以是一种非常值得推广和可持续利用的资源。
近年来，随着国内外对甘草需求的不断增加，我国野生资源遭到严重破坏，一些地方甚至面临枯竭，生态环境严重恶化。魏胜利等人于2001年对我国中西部地区的野生甘草资源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
发现密度覆盖度高、连续分布面积大的甘草群落主要分布在内蒙古杭锦旗、鄂前旗、宁夏盐池、灵武等地，主要是因为这些地区封育3-5年，如围栏管护。
而宁夏同心(曾经是甘草密集的商品主产区)、黄土高原、甘肃等地区的甘草密度极其稀少，这是常年不断开采的结果。可见采取一定的野生抚育措施会产生明显的效果。
成都韦恩集团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折多山投资建立高原藏药野生抚育基地。第一个示范基地2000-3000亩。计划在充分保留野生抚育技术和种源后，
向甘孜州康定等地区辐射发展20 ~ 30万亩，恢复自然资源种群，保证商品药材供应，也有明显的经济效益。初步测算，抚育基地生产的川贝母亩产保守估计为2公斤。
平均400元/斤，每亩毛利800元。如果推广1万亩，每年可产生800万元的经济效益。
在贵州省雷山县，贵州省同济堂药业有限公司与县政府共建雷山淫羊藿保护抚育基地，以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为技术支撑单位。
在研究了雷山产巫山淫羊藿的有性繁殖技术、无性繁殖技术、适宜的光照、水分、土壤特性、药用部位的生长、有效成分的积累动态、采收时间和干燥方法后，
建设巫山淫羊藿保护抚育示范研究基地1000亩，封山育林保护基地3万亩，良种繁育基地300亩，利用基地采集加工的淫羊藿药材生产淫羊藿提取物和标准提取物。
确保公司生产的“仙灵骨宝”系列产品质量稳定可控。本项目始于2002年，由国家计委中药产业化项目资助。
第四，开展国内野生中药材研究。
药用植物的栽培是保护、扩大和循环利用药用植物资源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当任何药用植物被人们利用时，野生资源就会受到威胁，直至枯竭。比如市场应用好的中成药原料完全依赖野生资源，
3 ~ 5年往往难以维持。比如银杏叶，70年代国外刚开发利用时，产量可观，有几千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采用摘叶栽培。5年后，中国的产能达到了1万多吨，远远超过了市场的需求。
其他如天麻、西洋参、人参等，可根据市场需要进行种植和生产。目前，
一些野生药材如黄芩、细辛、五味子、半夏、栀子、绞股蓝、金银花。丹参。防风、知母、柴胡、甘草。款冬花、麻黄、林蛙、海马等作为家养品种引进，其中不少品种成为主流商品，解决了供应问题。
一些过去依赖进口的外国药用植物，如颠茄、西洋参、番红花、丁香、马钱子、金鸡纳、古柯和儿茶，已在许多地方成功引进。
在资源调查研究过程中发现，由于近年来对药材的需求不断增加，以野生为主的药材价格不断上涨，经济利益驱使很多农户自发开始引种种植药材。
比如笔者发现，柴胡在山西部分地区已经种植了20多年。但由于引种过程中缺乏种源选择，栽培技术多以追求产量为目的，化肥施用过多，收获期过短，缺乏质量检验。
因此，栽培药材的质量普遍不如野生药材，长此以往将严重影响药材质量，急需及时开展广泛深入的引种驯化科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