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中医的生存与发展、中医的科学化、中西医结合等问题出现了很多关注和讨论，而且这种讨论并不局限于医学界，而是交织着现代与传统、科学与非科学等话题。其实，中医之争绝不是一个新话题。早在75年前，
中医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风暴，那就是1929年的“废中医案”。
中西医之争一步步升级。
晚清时期，西医大规模输入中国。以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细菌学和临床诊断为特征的西医在中国很受欢迎。
1925年，中医界寻求将中医纳入学校体系，但由于西医界的抵制而流产。此事导致中西医关系迅速恶化，两大阵营水火不容之势渐成。
西医圈称中医为老医生，自称新医生，把中西医之争视为“新旧之争”，先进与落后之争；中医界自称国药，西医为西医，把中西医之争视为“中西之争”。中医对西医的攻击，很难做到冷静客观。
西医中的激进派对中医的批评更加严厉。双方讥讽谩骂的言辞愈演愈烈。从此，中西医之争逐渐从理论探讨泛化为意识形态之争。
1929年2月，国民政府卫生部召集了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围绕“废中医”问题，颜瑜、褚敏毅等人提出了四个相关建议。其中列举的废除中医的具体措施，目的在于根除中医的生存：即通过中医注册，
让老中医老死不相往来，不让他们办学，让中医界后继无人，达到中医自然消亡的目的。这种激烈的措施真的很强硬，很残忍。
考虑到颜瑜的提议过于激进，中央卫生会议最终通过了废除中医(—— 《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的案，其实施方法要温和得多。
法案规定了废除中医的三项原则：“A:老医师注册以民国19年为限；b:禁止老医学院；c:剩下的，比如禁止新闻杂志等非科学的医学宣传材料，在报纸上介绍老医生，卫生部会尽量去做。”这就是著名的废中医案例。
保健会议通过了“废除案”
不过，条例草案一旦实施，废除中医药只是时间问题。正因如此，中央卫生会议通过的建议和颜瑜的建议，立即遭到了以陈存仁、张赞臣为代表的上海中医界的反击，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
中医界的抗议赢得了上海各大报纸的同情。从3月初开始，中医界就开始在上海《新闻报》、《申报》上发布在上海召开全国医药集团会议的通知，并通电。这些报纸也相继发表社论。
给予舆论支持。上海其他社会团体也给予了支持和声援，特别是商会和招商局的号召，猛烈抨击国民政府卫生部和中央卫生会议，敦促其撤单。
上海中医界的抗议示威活动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天津、杭州、苏州、南京等地的中医纷纷发电报支持上海中医的抗议，派人出席全国医药团会议，并致电国民政府卫生部要求取消决议。
中医领域的斗争也刺激了上海的西医领域。西医的代表人物如、王、胡定安等纷纷在各大报纸上发表评论，回应对中医的批评。
中医界抵制废除中医。它从一开始就没有用西医讨论中医的优劣，而是对颜瑜等人废除中医的理由逐一进行了反驳，从政治和思想层面讨论了中医的存废问题。
3月11日，上海医学界春秋学会等8个团体发出电报，指责颜瑜利用卫生部、中央委员会会议等行政手段打压中医界，并上升到“破坏中医国粹”的高度。他们一再声明“中医有自己的诊断方法、疾病分类等等，
“它不是‘占卜之道’。针对颜瑜在其提案中指责中医“反动”，中医界声称中医完全符合三民主义，是“极端的极端民生主义”和“极端的民族主义”。这种反驳显然不是理论上的论证，而是意识形态上的政治攻击。
就是把中医的存废问题上升到是否拥护三民主义，争取政治优势的政治层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医界指责西医界废除中医违反三民主义，并高喊“打倒王禹提案，就是打倒帝国主义”等政治口号。
与废除中药密切相关的是医药行业的“饭碗问题”。所以中医界和中医界一直是团结行动，合作的。废除中医，涉及全国数百万中医的生计。中药材的销售额每年都是上亿元。
它在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如果取消中医，中医包括中医、药商、药工、药农都将失去生计，政府也将失去大量利税。
同时，由于中国产西药不能满足需要，不得不严重依赖进口，增加了贸易逆差，给中国经济带来沉重负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医界明确打出了这样的旗号：“弘扬中医，防止文化侵略；提倡中医，
以防经济侵略”；公开宣称推广中医的目的是：“促进健康，增强国力，保障民权；“职业自由，消除障碍，促进公民权利；充分发挥天然产物，弘扬中医药，丰富民生。”
中医专家南京请愿
3月17日，由上海中医界发起的全国医疗组织代表大会如期召开。《大会宣言》猛烈抨击西医操纵中央卫生委员会、以参政毁中医的做法，强调“中医的真正价值绝不低于西医”。
并明确了这场斗争的具体目标：“被动地按道理向政府请愿，立即撤销原案，惩罚发起人颜瑜；积极争取书报期刊，广泛兴办医学院、医院，争取学术的提高和进步，都是为了人民的健康而不是个人的生活有具体的计划。
从这个目标出发，我们一起努力，不达目的不罢休。"
为了将斗争进行到底，大会选举谢、隋、蒋、陈存仁、张美安组成请愿团赴京，由张赞臣、岑智良为随行秘书，分别向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政府、行政院、立法院、卫生部、教育部等单位请愿。
要求撤回废除中医的建议。晚上，请愿团在前往上海的各国代表的欢送下登上了前往北京的大巴。
3月20日，中医请愿团从上海前往南京。21日到达南京后，请愿团向国民党三大、中央党部、行政院请愿。
当时国民政府内部对中医的存废意见并不统一。一些政治家，如汪精卫、褚民毅等主张废除中医，而谭、于右任、林森、陈、焦等主张保留中医，他们对褚民毅的举动非常反感。和卫生部长薛杜比，
作为冯玉祥的心腹，他对中医的存废没有固定的看法。因此，中医请愿代表采取了相应的策略：争取主张保留中医的国民党元老的支持，把精力放在五届国民政府主席和中央党部，暂时不理会卫生部。这一招果然奏效。
科学中医
中医药领域的全国性抗议活动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也影响了社会稳定和政府威信。刚刚统一全国的南京国民政府，不愿意因为一些无关紧要的事件，引起大的社会动荡。经过中医药领域的大规模斗争，
国民党大部分政客对西医界利用中央卫生会议废除中医案极为不满。风头正劲的杜雪-毕深知自己在国民政府中的尴尬地位，急于化解与中医界的矛盾，尽快平息风波。他曾多次公开表示无意废除中医。
他当面向请愿者表态：“我当部长一天，绝不允许这个提案实施。”不久，请愿团接到国民政府文官部的指示，撤销一切禁锢中医的法令。
这次中医请愿的成功，除了中医界的团结奋斗和声势浩大外，显然与国民政府内部政治派别之间的矛盾有关。谭、于右任、林森、陈等人是国民政府守旧派的代表。他们不仅厌恶汪精卫和楚敏仪，
而且对冯玉祥、薛杜比等本土实力派同样反感。中医利用其矛盾，依靠政府旧派的力量，打击主张废中医的王派，从而使冯派控制的卫生部屈服。
从表面上看，在这个废除中医的案例中，中医界是赢了。但事实上，中医的生存危机并没有消除。不仅西医和政府轻视、歧视、排斥、打击中医的政策没有根本改变，政府和西医对中医的压制也没有根本削弱。
而且，中医界10多年来把中医学校纳入学校课程体系的努力也没有实现。
中医请愿代表回到上海仅一个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就发出通知，勒令所有中医学校改名为训练中心。不久，由西医控制的卫生部也下令将中医院改为医疗室，并禁止中医使用西医。
因此引发了1929年12月的第二次反抗浪潮。中医代表再次进京上访。随后，中医界举行集会、抗议、请愿、示威、罢工、绝食，为中医生存和延续而斗争的浪潮不绝于耳。
以颜瑜为代表的西医之所以废除旧医学，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医不符合现代科学。在科学主义的大潮中，中医理论只要没有科学依据，就无法用科学来解释，也无法被科学认可。未经科学认可的中医，
其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便会受到怀疑，中医的生存危机便难以得到根本消除。所以，在围绕中医存废之论争中，中医不合科学之特性已被充分揭示出来，政府及西医界以中医需要改良、中医需要科学化为由，
向中医界施加强大压力，迫使中医向科学化迈进。即使是那些不赞同废止中医者，也多主张中医应该改良、整顿、革新，应该科学化。经历了此次生死抗争的中医界不少有识之士，也意识到中医革新、中医科学化的迫切性。
这样，在这次生存抗争中幸存下来的中医界，为了谋求自身之生存，不得不开始对中医理论进行革新和改良，不得不接受中医科学化主张，自觉地进行中医科学化尝试。但因中西医学分属不同的知识体系，
科学化道路也未必是中医的真正出路。
摘编自北京《中华读书报》 左玉河/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