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告别中医中药》的文章在《医学与哲学》 [1]杂志上发表后，有学友对其主张的观点提出质疑：“即使中医有很多缺点，但其优点是不可否认的。”
为了让我们对中医的“优势”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为叙述方便，下面使用这个概念时不加引号)，笔者选取了一些通俗的“优势”，对“篇幅有限”做了一些分析。
关于“中医药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这个优势以前是很强的。其坚定性是如此有效，以至于1929年中国首次讨论建立中国“医学标准”时，会议通过了废除缺乏规范诊疗依据的中医(允许使用中药)的法案。
中医界的某些人只是扯出一个“爱国”的大旗，就轻而易举地压制了这个决议。提出这一主张的老师，仅仅因为留过日本，就被一些不负责任的历史学家扣上了“韩*”的帽子[2]。今日中国，
国民心理成熟，国家足够强大，可以自信地面对过去和未来。正是这些进步，让我们今天能够理直气壮地反思中医。
医学属于科学，不同于音乐、艺术等文化，一切科学的东西都应该寻求自身的进步。二胡不一定进步，但进步了也不一定是二胡。但是，科学如果不进步，就没有资格称之为科学。这样的常识不必浪费。但是在我们国家，
有很多问题不是问题，但是要孜孜不倦的重复。
作者指出，世界上最古老的药物是草药。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医和其他古文明的医学并没有特别大的区别。读过卡斯蒂利亚尼《医学史》的读者可能还记得，在古代欧洲，
一度形成“曹玲崇拜”[3]。可见草药在征服疾病中的作用有多么神圣！但是当医学在欧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欧洲人终于可以接受进步，告别落后了。不幸的是，
中医不仅没有寻求自身的进步，甚至拒绝接受任何医学进步的事实。二胡不进步，不会给社会带来危害。如果医学不进步，后果会相当严重。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下表：
几个主要历史时期中欧零岁平均预期寿命对照表(单位：年)
项目：欧洲；中国；
1800: ~ 25-30; ~2530
1929: 59.12; ~30
1947: 62.70; 36.4
1951: 69.0; 42.0
1981: 74.0; 67.8
2000: 75.1; 71.3
2004: 76.0; 71.8
本表数据来源：
1. Li Hefeng (1999); Peterson (1995); Wrigley and Schofield (1981);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1998); UNDP (2002);
2.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National Health Statistics Center; National Vital Statistics Report, Volume 53. No.6, November 10, 2004; Life expectancy by age from 1850 to 2003;
3.上海人口数据和新华社。
(注：表中1947年和1951年中国人均零岁预期寿命数据来自上海数据。其他可获得的信息也只是笼统地表述为“35岁左右”。)
这个表说明，在医学和生理学都不发达的古代，中国和欧洲的零岁平均寿命大致相当，也就是古代中医和古代西医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差不多。尽管欧洲的医学革命最早爆发于16世纪中叶，
但直到19世纪上半叶，欧洲人才完全接受了这场医学革命。自从欧洲人民完全接受了医学革命的成果后，欧洲人零岁时的平均寿命奇迹般地提高了。
众所周知，1929年是世界发生经济危机的重要一年。在如此沉重的经济压力下，欧洲人的零岁平均预期寿命竟然提高到了59.12岁。与世界经济危机隔绝的中国，
这时的平均寿命停留在19世纪以前的水平。此后，随着西医知识的普及，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才开始增加。上海作为当时的发达地区，1947年人均零岁预期寿命首次超过30岁，达到36.0岁。
改革开放以来，西医在中国的接受度首次超过中医。相应的，人均寿命也逐渐赶上了欧洲人。有些地区已经超过了欧洲。以2004年新华社公布的人均零岁预期寿命数据为例，北京达到79.87岁。
广州达到了77岁，上海达到了80.29岁。
中国零岁时平均寿命的增加，很可能不能用自然环境条件的改善来解释，因为没有证据表明中国现在的自然环境比古代好。另外，也不能用世界营养界普遍推荐的“素食模式”来解释。
因为没有证据证明现代中国人比古代中国人更自觉地遵守素食主义。所以这种增加只能用医学和生理学的进步和普及来解释。毫无疑问，在20世纪医学和生理学的进步中，中医的贡献微乎其微。认识到这一点，
对于躺在“优秀传统文化”上睡觉不思考新事物的人来说，它是一剂清醒剂。
关于“中医博大精深，属于超科学”
这种优越论在吹捧中医的同时，低估了现代人的理解和判断。大概是因为对中医“博大精深”的吹捧，中国所有的中医都不得不接受自己是“半吊子医生”的事实。一个特别现实的例子是中医肝病专家。
我一生都在和肝病打交道，却无法解释“肝”是什么意思。这种“博大精深”的吹捧背后，是中医院校的学生和想考《中医职称证书》的人最值得同情。他们在鸡叫时背诵“古代医学文献”。
那些晦涩难懂的文字和逻辑，往往让他们如坠云雾，如走迷宫，整天“在一个无限的概念里玩一个无限的循环”(黑格尔语)。从五脏到三阴三阳，从奇经八脉到五味四气，从六气旧事到七方十剂
从四季禁忌到八正风门，从药性到汤歌，这些都让那些穷学生还没背完就眼前一亮。“博大精深”和“超科学”的假设，对于这些一心求名的人来说，根本不是什么学术优势。
而是一种既无法回避又无法挑起的思想包袱！
事实上，中国古代一直存在人为创造“博大精深”的文化倾向。比如你把一个日期表述为“2006年5月11日”，可能会被一些热衷于深刻的人嘲讽为“太肤浅”。
而如果表述为“太岁之年，太岁之年”，则可能获得“一个学识渊博的学士”的称号。前者比较“浅薄”，适合和大家交流。虽然后者只表达了一个日期，但经过“博大精深”的创造，
你无法和大多数人交流。缺乏科学头脑，不打算鉴别这种做作的真实意图的人，不妨试着去理解一下《太岁》、《项将军》、《徐炳年》、《桂思月》、《庚子日》中所包含的所谓“博大精深”的内涵。事实上，
这些矫情都是作者为了自我推销而刻意为之，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类似的矫情在中医理论建设中更为严重。中医认为最重要的病因是“风”。《黄帝内经生气通天论》有句话：“风是百病之始”[4]。由此，几乎所有的中医经典都是从“气门”理论出发的。然而，
稍微有点现代医学和自然知识的人都知道，“风”无非是空气流动。真的没有太多依据把它当做第一病因。中医病因理论将“风”确定为“百病之始”，显然是根据对应原则，而不是确定性原则。
因果关系成立。单凭对应原理无法建立任何可靠的因果关系。我们身边的例子有，昼夜对应，但昼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我们一直生活在风中。根据中医理论，只要一个人生病了，
风有推不掉的责任。就这样，中医病因论者从风中找到了“永恒的真理”。明眼人都很清楚，这个“永恒的真理”的荒谬程度是相当惊人的！尽管如此，中国古代医学理论的建构始终局限在这一思维框架内。
中医病因学理论的建构者为了将人类疾病与风联系起来，人为地制造了许多风。在《黄帝内经》年，风首先与三阳联系在一起，然后在《移精变气论》年扩展为“八风五痹”。
《玉版论要篇》，《八正神明论》，扩大为“八风四季”。这还不够。“八风四季”进一步与虚实寒热五脏等概念相结合。所以，简单明了的风，
随着中医理论家的膨胀，任何神仙都会觉得莫名其妙，这已经成为一种风。结果，即使是创造了这些风的概念的人自己也搞不清楚“什么是风”。
与中医将多种病因简单化地归结为“六淫”不同，西医更注重不同疾病病因的具体性和客观性。被歧伯列为四种“中风大法”的偏枯、风痱、风懿、风痹，
最可能确切的西医病因描述是心脑血管病变、血液粘稠度偏高、血脂偏高、关节炎、肌肉萎缩、脑血栓等，与“风”没有关系。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我国一些食古不化的现代人，居然反其道而行之，
他们不是把过去模糊的认识精确化，而是把已经取得的精确性认识模糊化。在一些所谓“中西医结合”的实践中，居然在测量了血压之后将高血压辨证为“心气虚”，在做了胃镜检查之后把慢性浅表性胃炎辨证为“脾胃不和”。
这种食古不化的“创新”实在令人喷饭！
中医理论建构中远离实际的情形，大概是一些有点文墨而又没有找到判断真理的方法的文人造成的。那些文盲或半文盲的郎中，对这些莫名其妙的医理和病理从来都是不屑一顾的。一些头脑清醒的读书人也与那些乡村郎中相通。
他们编修的验方集成著作，就多少对那些莫名其妙的“医理”和“病理”取蔑视态度。就笔者陋见，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可以列出《外台秘要》 、 《苏沈良方》 、 《备急千金方》 、 《小儿药证直诀》 、 《妇人大全良方》 和《验方新编》 。
从这些蔑视“医理”和“病理”的验方著作的出版可以看出，即使在中国古代，那些装腔作势的“医理”和“病理”也是完全可以被抛弃的东西。
科学认识应该逐步走向确定性。像中医病因理论这样把一个概念越搞越复杂，越搞越不确定，不符合人类认识的基本要求。读过卡斯蒂廖尼的《医学史》 最初几章的读者也许能够概括得出，
古代欧洲、古代埃及和古代巴比仑地区的医生，对于疾病的病因和疾病的描述是由模糊到精确、由不确定到确定、由复杂到简单，逐步发展起来的。现代的年轻人应该取这种态度，
而不要被那些莫名其妙的“博大精深”牵着鼻子走。
至于“超科学”的说法，迄今没有人给它下过定义，也没有人指出过它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科学”是什么关系。既然制造这个术语的人还没有明确这个术语的意义，
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在“名不正则言不顺”的学术背景下去纠缠它了。
关于“中医是系统医学”
这个优势是那些接触过系统科学而实际并不真懂系统科学要义的伪学者们制造出来的现代神话，没有丝毫的科学内涵。
哲学史告诉我们，远在古代希腊，哲学家们为了摆脱神秘主义的思想束缚，创造了把“多”的世界化为“一”的世界来认识的方法。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简单性方法。这个简单性方法的思想起源于巴门尼德的本体实在主义。
正是这种本体实在主义的哲学，把万事万物变化的内在因素归结为少数“不变的实体”。
德谟克里特解释物质构成所找到的“不变的实体”是“原子”；亚里士多德解释生命现象所找到的“不变的实体”是“基质”和“隐德来希”；如此等等。发动医学革命的巴拉塞尔苏斯，
最早把药物真正起治疗作用的“不变的实体”归结为药物的“精素”，也是在这种哲学的启发下做出来的成就。
“不变的实体”这个概念是非常有效的。从古希腊以来全部科学思想的发展，都是寻找这个“不变的实体”。伽利略的运动学和牛顿的力学，把运动的奥秘归结为“力”，波伊尔、道尔顿、拉瓦锡为代表的近代化学，
把决定化学变化的“不变的实体”归结为“元素”。此外，电磁学的“电子”和“磁子”，生物学的“细胞”和“原生质”，光学的“光子”或“光波”，都是这样的“不变的实体”。2000多年来科学的发展一直在证明，
任何“多”的实在都可以通过“一”来认识的。
受本体实在主义哲学的影响，西方医学也试图走出一条简单性方法的成功道路。于是，细菌和病毒之对于感染性疾病，尼古丁之对于肺癌，二氧化硅尘埃之对于矽肺病，激素之对于生长发育，如此等等，
使得疾病的病因都得到了简单性的解释。这些简单性的解释为进行简单性的治疗和预防奠定了可靠的基础。以预防为例，对于感染性疾病，西医主张消灭细菌和病毒或将通过免疫减少细菌和病毒对健康人体的为害；对于肺癌，
西医劝告大家不要吸烟；对于矽肺病，西医劝告大家尽可能避免将二氧化硅之类的尘埃吸入肺部。有了这样一些可靠的简单性认识，“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才有了可靠的依据。
可是，正当简单性思维高唱凯歌的时候，人们陆续发现了一些简单性思维框架下不能得到解释的自然现象。就医学生理学而言，最为典型的现象就是体温的变化。众所周知，
一些外部物理因素或化学因素的引入（如烤火和呼吸氧气），并不能改变生命物体的体温。感冒或一些局部炎症反倒能够使体温发生骤然变化。体温明显是关于生命物体的宏观测量值。但是，这种宏观状态的物理测量值，
究竟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为什么一个局部的炎症会骤然影响到整体？诸如此类的问题，已经不能单纯用“不变的实体”来解释了。这就暴露出了简单性思维的局限性。
系统性思维就是从寻求对这一类问题的可靠性理解而提出来的。最初提出这个问题的是作为“实验生理学之父”的贝纳德（Claude Bernard）。他提出这个问题的目的是向还原论的生物学哲学挑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把人们的思想角度引向了生物有机体的“内部环境”（internal milieu）[5]。
可是，这个内部环境的要素究竟是如何影响到整体的，却至今没有明确的答案。不过，有迹象表明，简单性思维虽然不能回答体温变化的机理问题，但似乎对解决体温问题有效。众所周知，尽管我们不知道体温是如何升高的，
但当我们使用一些退热措施和消炎措施之后，是的确可以降低体温的。
值得我们进行理性思考的是，西医没有完成的任务，中医是否能够完成，或早已完成了？换句话说，中医是否真的达到了“系统医学”的水平？
把“风”理解为“百病之始”是系统性思维或复杂性思维的结果吗？不是！它的思想特征实在过于简单，甚至比西医用细菌和病毒来解释感染，用吸食尼古丁来解释肺癌，用吸食二氧化硅尘埃来解释矽肺病，
用激素来解释生长发育，还要简单。值得顺便指出的是，这里所讲的简单远不能与巴门尼德的本体实在主义哲学所倡导的简单性相比（以下谈到的中医简单性都只能做这样的理解）。从确定性上看，
中医对所有病因的解释都是一笔“糊涂帐”。有作者认为中医对病因的认识是一种“客观认识”[6]，实在没有依据。没有认识上的确定性又何以可言认识上的客观性？系统理论从来就是追求事物演化的确定性的。
只不过它所追求的是系统演化的确定性，尤其是系统演化中产生概然事件（通常的术语叫做“凸现”）的确定性，而不是以往那种一一对应事件演化的确定性。
蔑视确定性的理论不是科学理论！蔑视确定性的理论也与系统科学毫不相干！
至于施治方法，中医的简单性思维特征就更加明显了。众所周知，中医看病的基本原则是“辨证施治”。于是，中医没有医院、没有医学检验、没有病理分析，甚至连基本的临床统计也没有，更不用说双盲对比实验检验了。
一个中药医生根据“辨症施治”就可以包医百病，其系统性从何说起？19世纪以来的西医则不同，它的基本格局是许多医生看一种病。就其对疾病的诊断而言，它需要多个程序的系统检查和多人的会诊（病理分析）。
稍微有点系统论常识的人都不会相信，允许一个人“包医百病”的中医体制属于系统医学观，而许多人看一种病的西医体制反倒不属于系统医学观。
再看治疗方法。中医的辨证施治只针对不同的“证”（通“症”）使用不同的药。在这个过程中，仿佛所有的“证”都是各自独立的，而不是相互联系的。至于决定这些“证”的“因”，
则不外“风”、“寒”、“暑”、“湿”、“燥”、“火”六淫。前已述及，从古到今，没有任何一个成熟的中药医生可以确定性地解释这些“病因”的真实含义。于是，不仅“病因”是模糊的，病因的医学意义也是模糊的。
这也是造成许多中药医生可以抛开那些意义不明的病因理论，直接对病人施治的原因所在。由于“施治”是基于“辨证”的，于是，泻下用大黄芒硝，发汗用麻黄姜桂，风湿用防风独活，利尿用猪苓泽泻，如此等等。
这些施治方法，实在没有任何系统医学观的趣味。与之相比，西医的施治方法似乎更有资格被称为系统医学。因为西医是一个集治疗、防疫、免疫和公共卫生于一体的医学体系，因而，
西医对待任何一种疾病都倡导使用系统化的措施。比如，西医为了征服肺结核，用接种卡介苗提高人体对结核的免疫力；在使用利福平杀灭结核的同时采取保护肝脏的措施；在日常生活方面，
西药医生还劝告结核病人注意补充蛋白质、戒除烟酒、注意保暖，等等。西医这种基于可靠性认识而采取的系统性方法，中医至今也不能望其项背。究竟谁更接近于系统医学，名眼人一看就能得出结论。
在求实的科学面前，任何自我标榜只会贻误发展的时机，不会有任何益处。但愿读者能够重新认识到这一点！
参考文献
[1]张功耀，告别中医中药，医学与哲学，2006年第4期。
[2]中国中医研究院理论学习小组编，历史上的儒法斗争对于我国医药发展的影响，人民卫生出版社，1975年1月版。
[3]（意）卡斯蒂廖尼著，程之范主译，医学史（上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
[4]佚名，黄帝内经生气通天论第三，辽宁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7页。
[5]张功耀，科学技术学导论（自然辩证法概论），中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82页。
[6]荆志伟，科学是中医的“紧箍咒”吗？医学与哲学，2006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