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下旬我在桂林讲学的时候，连续接到两个电话，都是告诉我杨德明老师得了肺癌，而且是晚期。你能做点什么吗？
我第一反应是找个好中医。杨老师回京后仍在北大医院接受化疗。化疗一个多月，钱花了六万多，人也瘦了。医生说，化疗延缓了病情发展，但最多还有三五个月。
好在杨先生头脑还算清醒。我强烈建议杨先生接受中医治疗，杨先生欣然同意。但是北大医院拒绝接受中医治疗，杨老师犹豫了一段时间。后来，科技部中医药战略课题组的一个朋友推荐了王文奎博士，最终决定转到北大医院。
单独接受中医治疗。
一个多月后，我在家里接到了杨先生的电话。他兴奋地告诉我，胸水的最新检测结果显示，胸水中的癌细胞已经消失，但是在北大医院检测时，胸水中的癌细胞密度非常高。现在，我可以吃得更好，睡得更香。
精神状态好多了。这个好消息立刻在朋友间传开，有一个朋友说，看来接受中医治疗是一个战略转折。
为什么我对中医情有独钟？我母亲五年前死于胃癌。她的胃癌发现得很晚，多次胃镜检查后以为只是一般胃炎。上次她从绍兴来北京做胃镜，查出了癌细胞。北京肿瘤医院的一名医生认为可以通过手术切除。
但打开后发现已经扩散很广了，只好作死。期间目睹了母亲的痛苦，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为什么西医诊断疾病一定要找到癌细胞？没有胃镜的时代，西医怎么诊断癌症？如果不能诊断，怎么治疗？古今西方国家的人生病了怎么办？就这样，我逐渐发现，20世纪西方医学界的进步首先是在诊断手段上。然而
严格来说，这种诊断方法的进步是光、机、电技术的进步，而不是医学的进步。例如，肠镜是一种类似于冷胶囊的东西，但它实际上是一个自带光源的微型相机，可以拍摄小肠的内部。
它通过无线电波传输到体外的接收器，然后将接收到的信号输入计算机进行处理。这是医学上的进步吗？还是光、机、电技术的进步？大医院最先进的诊断设备，如CT、彩超、核磁共振等。
都是光、机、电技术的进步。当然，光机电技术不仅应用于诊断，也应用于治疗。
我有一个计算机朋友，他发明了一种电化学癌症治疗仪。我当时就很惊讶，一个完全不懂医学的人怎么可能发明出治疗癌症的仪器？现在我明白了，治疗癌症的人不需要知道癌症的病因，也就是不需要懂医学。
只要能找到一些杀死癌细胞的技术手段。我相信，发明x光、CT、肠镜、胃镜的人，并不了解人体的复杂性，只把人体看成是由无数零件组成的机器。用x射线照射人体，
就像海关用超声波检测集装箱里的走私货物一样。
西医的第二大成就是外科。20世纪的外科学对人体骨骼、肌肉、神经、血管和各种器官的精细结构有了更清晰的研究。但是，人体的概念仍然是19世纪的尸体解剖的概念。
也就是说，把人体看成一个结构复杂的静态机器，对人体内部各种复杂的相互关系完全缺乏了解。比如有的人因为长期抑郁，患上了胃溃疡甚至胃癌，但是不管什么时候打开人体，
外科技术能找到这种联系吗？外科医生只能看到人体在某一时刻的状态，严格来说，甚至是某一时刻。随着人体被打开，人体内部的各种状态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比如，人体是一条奇妙的河流，不停地流动，外科医生甚至一次都不能踏进去。如果你不得不介入，河流将会改变。所以外科技术的进步只能解决骨折等短暂的、局部的疾病。有些人可能认为，
手术对于那些长期积累的器质性疾病也是很有效的，比如心脏搭桥，比如肾移植。但如果能了解器质性病变的发生发展机制，并中断甚至逆转这一过程，为什么还要手术呢？你知道吗，
手术不能消除器质性病变的原因。胃的这一部分被切除了，可能胃的下一部分有问题。这个肾换了，另一个肾坏了。手术技术被如此滥用，是病人的福还是病人的祸？就像杨老师的肺癌一样，
如果有能把癌细胞转化成正常细胞的药物，为什么还需要手术、化疗、放疗？是只能靠手术计算的医学，还是能诊断病因病机，调动机体自身免疫功能的中医？
西医第三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是抗生素。现在通过肠镜、胃镜、CT、磁共振，诊断结果出来了，在身体的某个部位，比如说结肠，发现了一种炎症。为什么会发炎？按照中医的理论，炎症只是一个结果。
是人体内外环境某种失衡的结果。只要调整好平衡，也就是阴阳、寒热、虚实的平衡调整好了，炎症自然就消失了。问题是局部的，但原因可能是整体的。问题表现在结肠，但病因可能在脾胃。
这是疾病因果关系的整体观。但根据西医的原子论，结肠炎症一定是某种细菌引起的。只要找到能特异性杀死这类细菌的抗生素，炎症就会消失。根据这个理论，
西医在20世纪发明了无数种抗生素和消炎药。
目前各种抗生素的销售额约占医院药费的40%-50%。你怎么知道一种药物可以杀死一些细菌？化学合成药物，在老鼠身上做动物实验。因为人和老鼠都是由细胞构成的，可以杀死老鼠体内的细菌。
你可以杀死人体内的细菌。如果找不到特定的化学物质呢？病人必须等待最新的实验结果。事实上，据我所知，西医至今也没有找到治疗结肠炎的特效药。用一些广谱抗生素，吃药就好了，停药又犯。此外，
即使找到了特定的抗生素，也会有副作用。人体是数百万细菌的生态俱乐部。抗生素在杀死一些致病菌的同时，也会杀死其他发挥正常作用的细菌，破坏人体内各种微妙的转化和合成机制，引起广泛的副作用。
更麻烦的问题是，细菌和抗生素之间会有一场“博弈”。
很多人都知道棉铃虫和杀虫剂的故事。一些棉铃虫被杀死，而另一些具有抗药性的则存活下来并继续繁殖，因此有必要开发新的杀虫剂。正是这种机制迫使中国的产棉区从华北平原向新疆转移。
因为山东的棉铃虫有抗性，而新疆的棉铃虫没有抗性。同样，一些致病菌被抗生素杀死了，而另一些产生了耐药性，因此有必要开发新的抗生素。
由此，我认为第三个伟大的成就，即种类繁多的抗生素的研制，其实是化学的进步，而不是医学的进步。化学的进步还表现在实验室技术上。通过对尿液、血液、唾液等各种体液的实验室分析，统计出人体的正常值和异常值。总而言之，
20世纪西医的成就主要是借助光学、力学、电学、化学、生物学等技术手段取得的。在医学观念上，仍然停留在19世纪的原子论和机械论，所以对人体内部的整体性和可变性仍然一无所知，对解决复杂的疾病也无能为力。恰恰相反，
在没有光、机、电、化学、生物等技术手段的古代，由于人类哲学观念的整体性和变化性，中医可以解释病因病机，并发展相应的治疗手段和药物，治疗复杂疾病。
其实我自己的结肠炎就是中医治好的。什么时候能准备好？用什么药？我并不知道。我只知道吃了一段时间中药再做肠镜，也查不出炎症。一个朋友听了我对中西医的看法后，
说一个发生在他老婆身上的故事。10年前，他老婆也得了癌症，西医叫她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这位朋友匆匆赶到医院，找到了东直门中医院的施医生。病人已经失去信心，不敢去医院。史医生在口腔病症的基础上，开了一个方子。
一个多月后，病情明显好转。现在，他的妻子仍然健在。去年春节，我们两家还一起吃过饭。
一旦意识到中西医学在人类哲学上的差异，我就对中医产生了兴趣。我后悔一辈子！母亲生病的时候，我不知道如何比较中西医的优劣，和普通人一样迷信西医。如果西医宣布一个人的死刑，那就是科学宣布一个人的死刑。
现在才知道，西医宣布死刑的时候，往往是西医宣布自己无能，是西医宣布自己的人类哲学。我甚至认为，西方的医学体系在错误的人类哲学控制下，正在从错误走向更深的错误。
其具体表现是从细胞生物学(产生抗生素思想)到基因生物学(寻找犯罪基因和疾病基因)，从基因生物学到分子生物学。这是西医原子论思维的延续。
如果在细胞层面找不到原因，就去基因层面；如果找不到基因层，就去找蛋白质层。这样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扭转疾病的因果关系。现在医学生都把分子生物学当做未来医学的最高点。
甚至中医学院的一些学生也是如此，这很令人担忧。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很可能更接近单细胞生命，更远离人体。
某种程度上，我认为马克思的理论也有很强的原子论倾向。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人体内，细胞决定整体，基因决定整体，直到分子决定整体，原子决定整体。我认为他的理论不能很好地解释社会运动。
在新中国，原子论的思维方式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更让我担心的是，如此幼稚的人体原子论和机械论哲学，其实已经统治了全世界的医学领域。西医宣称自己是唯一的科学，
它在其他各种整体论和运动学的指导下扼杀传统医学，尤其是中医。如果病人在西医的治疗下死去，那就是病人该死；如果患者在中医治疗下死亡，属于医疗事故。如果病人在西医治疗下痊愈了，
这是西医的科学性、必然性的结果；如果在中医的治疗下病人好了，这是偶然的、无科学根据的、不可重复的奇迹。
更加严重的是，即使中医能够按西医的统计标准可重复地治疗疾病，西医还是傲慢地拒绝承认。2003年的SARS疫情在广州爆发时，广州普遍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疗效非常明显。到2003年5月中旬，
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一院治疗50余名病人，无一例死亡，平均退烧时间3天，且医护人员无一人感染。而钟南山院士所在的西医型医院治疗的117名病人，有10人死亡；其中有71名病人接受中医介入治疗，仅一例死亡。
也就是说，在人称“抗击非典第一功臣”的钟南山领导下的医院里，接受纯西医治疗的46名病人中，有9人死亡。[1]
同样值得提及的，接受中医治疗的病人没有后遗症，而接受西医治疗的病人则大量出现肺部纤维化和股骨头坏死症。治疗费用对比也极其明显。北京小汤山医院的西医治疗调集了亚洲地区各国的呼吸机，
每台呼吸机用完后就被焚烧销毁，仅此一项每人花费即达上万元。本来，广州中医治SARS疗效明显，应该可以在北京推广。但是，由于SARS后来被定为传染病，按规定病人只能由传染病院收治，
北京各中医院就不敢收治病人了。因为没有哪个中医院的的领导敢保证，中医治疗不死人。西医治死多少人都是允许的，中医治死一个人就是医疗事故。按照西医理论，治疗SARS，需要研制出特效抗生素。然而，
在至今仍无特效抗生素的情况下，某些领导机关仍然只允许西医治疗SARS，这就是非常令人奇怪的事了。由此我甚至激愤地联想到，FA LUN GONG不允许信徒在生病时去医院治疗，
西医不允许病人在西医治不好的情况下接受中医治疗；FA LUN GONG可以用信仰的名义宣布信徒的死亡为上层次，
西医可以用科学的名义宣布病人的死亡为天命；这两者的逻辑为什么竟然如此相似？难道我们都是西医的信徒？难道我们都是西医的人质？谁把我们的生命权交给西医的？FA LUN GONG信徒还有一次选择，
而我们绝大多数人则是生下来就别无选择，就天然地成为西医的信徒？
昨天，我在电话中向一位朋友推荐王文奎大夫。这位朋友的父亲得了肺炎，也在北大医院接受治疗。肺炎固然有所好转，但其他脏器却出了问题。通话快结束时，我突然意识到，社会上的确普遍存在着西医迷信。
如果作为儿女让父母接受中医治疗，父母和亲友都会私下里认为是孩子不孝。可悲啊！可惜啊！中医沦落到这个地步，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从直接原因看，因为中医里的良医少，庸医多。一剂中药几十味，像霰弹枪打麻雀，瞄得不准，总有一味对症的。一些病人也相信中医，特别是在中小城市和乡镇农村，由于中医医疗费用低，受大城市的西医至上论的污染少，
找中医看病，但是常常找的是庸医。虽然一时治不死病，但也治不好病。一来二去，病人失去了对中医的信心，还是找西医开刀动手术，搞“暴力革命”。然而，庸医为什么会这么多呢？这又与中医的西医化培养有关系。
中医需要靠师传。因为中医面对的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综合体，其中有无数层矛盾在发生作用，有主要的（系统级），有次要的（器官级），有二次要的（组织级），有三次要的（细胞级）。每一级矛盾中，
有又主要矛盾至次要矛盾多个层次。其中每一对矛盾单独解决都比较容易，都有一定的章法可循。但是不同级别的不同矛盾相互作用，怎样能够辨证施治呢？单一的原则不行，多个原则在一起相互打架还有原则吗？所以，
需要原则间的平衡、协调，需要找到主原则和次原则，理清阳和阴的关系。
每一个病人的病情不同，即矛盾关系的组织不同。同样的病症，其病因可能完全不同；同样的病因，其表现的部位和方式也可能完全不同。因此，培养中医就像培养国家总理，既需要靠临床实践，也需要靠师传。
这才有“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的说法。中医用药讲究君臣佐使的配伍，君药攻主要矛盾，臣药加强君药的力量，佐药攻次要矛盾并克制君药的毒副作用，使药调和药性。
这就像整顿一个管理混乱的企业，不但要撤换主要领导人，整顿士气，调整市场战略，开发新产品，加强质量控制，还要循序渐进，防止在整顿期间失序，造成资金流失，客户流失，技术流失，亦即要懂得安抚人心，
注意打击一小撮，保护大多数。所以，单纯学院式的中医培养只能培养解决单一型问题的科级干部，培养不了总理。这种科级干部，就是那些守着一、二张方子吃一辈子的中医。这种中医守株待兔，碰到病情对他的方子了，
他就成“神医”了，对不上，就成庸医了。从外部统计角度看，病人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个庸医。
真正的良医用药以变应变，出神入化。如1957年，北京流行乙型脑炎，名医蒲辅周老师治好了167例脑炎，用了98个不同的处方。然而，西医领导的卫生部居然认为，正因为每个处方解决了不到2个人的问题，
所以蒲老师的医术没有统计意义！用西医的这种机械论方法来领导、评价中医的整体论，如同让幼儿评价成人行为一样，可笑复可叹。用西医的模式改造中医的结果是，据估计，解放初全国大约有良医5000名左右，
到现在只剩下500名左右。更加令人费解的是，按照卫生部颁布的《执业医师法》 ，那些没有学历、不懂得外语、却长期行医、声望卓著的中医师，将得不到营业资格。本文多次提到的王文奎大夫，严格地说，
就没有卫生部认可的行医资格。
不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怎么到了医疗问题上，却成了西医是科学和真理的化身，有资格否定其他医学呢？事实上，西医承认的只是原子论、机械论的科学，是牛顿力学时代的科学。遗憾的是，
尽管牛顿力学开创了力学新时代，但其影响却过分扩展了。真理往前走一步便是谬误。自从牛顿力学诞生起，西方思想界和医学界便沉迷在牛顿力学中。思想界的洛克、斯密，其中一定程度上包括黑格尔和马克思在内，
都深受牛顿力学影响。然而，牛顿力学只适合一个确定的、可逆的、机械的、可分割可孤立（原子论）的宏观物理世界。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事实上很快就超越了牛顿力学世界。
热力学、化学、生物进化论、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发现打破了这个确定的、可逆的世界，带给我们一个高度复杂的、不可逆的、偶然性的世界。但是西方医学界完全与自然科学的变化相隔绝，停留在牛顿力学时代。所以，
从事系统论、控制论工作的大科学家钱学森曾经说过（大意）：西医处于幼年时期，再有四五百年才能进入系统论，再发展四五百年才能到中医的整体论[2]。
然而，尽管中医和中国传统文化对人体和社会的认识都可能远远领先于西方，但是，近代中国被用牛顿力学思想武装起来的坚船利炮打败了。本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完全可能解决中国在科学技术上的问题，然而，由于当时中国社会被慈禧这样的“庸医”所统治，缺乏“中学之体”，在甲午海战中再度失败。全国舆论不分“庸医”“良医”，抛弃了“中学”，掀起全盘西化的浪潮[3]。
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以“中西医难兼采”为由，“决意废弃中医，不用中药”。
1929年南京政府以“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开展”为由，通过“废止旧医案”。这些举措虽然遭到民众的强烈反对，不得不偃旗息鼓，但是，仍然给中医以巨大打击。
解放后，尽管毛泽东倡导中西医结合，但是由于卫生部基本上是西医的一统天下，中西医结合的结果是西医为主结合了中医，使中医沦为二等公民。
80年代后，全盘西化论再度甚嚣尘上，中医从二等公民再退而成为三等公民，甚至面临被灭绝的危险。
实际上，真正的中西医结合只能是“中医为主，西医为辅”。中医可以防微杜渐，将绝大部分病情消灭在萌芽或成长状态，到病情发展到完全不可逆转的阶段，再用西医的“暴力革命”。至于何种病情为完全不可逆转，
则需要取决于中医的治疗水平。对于像王文奎这样的医师来说，肺癌晚期仍然可以逆转。对于技低一筹的中医（也是良医，但医术水平稍低）来说，肺癌早期和中期可以逆转。
如此，则可能形成一个以少数杰出良医，多数普通良医形成的中医网络，以远低于西医的成本，覆盖全国城乡。同病相怜，猩猩相惜。在医学界，中医是非主流。在经济学界，我也是非主流。非主流的体验是相似的。
在经济学界，一个数学出身的经济学博士，尽管他对经济史一窍不通，尽管他对经济和社会的复杂性毫无了解，但他可以玩弄统计数据做模型，可以写文章发表在国际学术刊物上，
可以凭借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论文的名声对经济政策指手划脚，就像一个学习分子生物学的医学博士可以对一个病人任意处置一样。经济被搞坏了，病人被治死了，他们却是科学的化身，可以不负任何责任，
他们责怪病人不是他们的典型病人。呜呼！不如归去学中医。
[1]摘引自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中医药战略地位研究总报告》 。网址：www.chinamedicine.org.cn
[2]摘引自：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中医药战略地位研究总报告》 。网址：www.chinamedicine.org.cn
[3]有关论述，可参见我的： 《重新认识中国历史》 ， 《天涯》 杂志2005年1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