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礼 天津中医药大学
天津地区中医的形成和发展历史悠久,历代都有卓有成就的医家。在战国时期,名医扁鹊便游历于燕赵行医采药,解除民间疾苦。唐代的贾耽写有《备急单方》,宋代的刘翰则被称为翰林医官,他撰写了《经用方书》、《论候》、《今体治世集》,并被诏详定《唐本草》。在宋代,仁宗皇帝患病,其他医家均无法治愈,而祖籍天津的中医许希却用针随手治愈了他。许希还著有《神应针经要诀》。元代窦默以针术及伤科闻名于世,他著有《铜人针经密语》、《标幽赋》、《外科全书》等书。明代蒋仪则著有《医镜》、《药镜》等医学著作,这些作品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性。清朝初年,洪天锡立志研究医学,他精通瘟疫一门,著有《补注瘟疫论》。清末民初,张锡纯则主张中西汇通,他著有《医学衷中参西录》,被誉为当代医学宗师。
新中国成立以后，天津的中西医密切合作，大力开办西学中班，经过有志于中西医结合的专家不断探索和努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如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中西医结合运用小夹板治疗骨折、中西医结合治疗三衰、中西医结合治疗疮疡和皮肤病，在全国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现在中医药的科学化和现代化在全国也走在了前列。
天津的中医药有没有自己的学术特色？天津中医是不是可以称为学派？我们在回顾天津地区中医药学术发展历史的时候，一直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在天津中医历史进程中，从明代设卫筑城开始，逐步形成自己独特的中医药学术思想，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广泛的包容性、适时的开放性，充满了创新的活力和持续发展的潜能。因此天津的中医有自己的突出的特色，但是，由于天津过去没有一部自己的中医药学术思想发展的史书，津沽学派的学术思想一直没有得到中医界的全面认识，这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天津中医药优势的继承发扬。
《黄帝内经》有一篇叫做“异法方宜论”，是讲中医各种治疗方法的发明，都是“地势使然也”。中医药学从创立到发展的各个时期，都必然要受到地缘文化的影响。天津市是一个有着丰厚文化底蕴的城市，其所处的沿海地缘优势，使这座城市充满了活力，尤其是她的开放性、包容性更营造了兼收并蓄的人文环境，在这个环境里生长和发展起来的中医、中药事业也独具特色。津沽中医有自己的文化源流，但从不排斥外来文化的融入，从近代张锡纯的中西汇通，到上个世纪70年代的中西医结合“三朵花”，直至现在的中医药现代化研究，无不是在这种文化土壤中成长起来的。从战国时期开始，天津地区就处在中土的边境，战争、移民等因素又使得这个地区成为一个各个民族、各种文化交融的地区。从600年前天津开埠以来，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从南方带来了大量移民，使天津文化融入了南方的元素；元、清两代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也把北方文化带入中原。鸦片战争以后天津沦为侵略者的租借地，外国文化也浸入天津，这样就形成了天津地区各种文化相互包容并蓄的文化特色，她的地缘特性使各种不同的文化元素在这里都能生存与发展。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天津中医药，虽然具有非常鲜明的地域特色，却并未受到过多的地域限制。
天津的中医在传统中医的眼光中,确实带有“洋中医”的意味。这是因为天津的中医药相对容易接受和融入外来的东西,发展出独特的文化底蕴和特色。这种特色,足以奠基天津中医药的未来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