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建云 南京中医药大学
古时候的国人通常都是内敛、含蓄的典范,与现代西方人外向、张扬的民族个性大相径庭。这可能是因为不同地域环境、不同文化传统和不同审美情趣的影响。中医行医过程中,医生通常会随身携带一个职业徽标,以明确自己的职业身份。这种做法既自然又富有文化内涵,也蕴含着独特的职业意义。
古代的中医，是作为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氛围中成长的一种自由职业者，他以浪迹江湖，四海为家，流动性大，飘泊不定为主要谋生方式和职业特点。他从内心深处就情出于心地视病家为自己的衣食父母，故而由衷地尊重、关爱病家，以及时有效地解除病家的病痛作为自己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天职。而自己平素的行为却非常低调，不愿大肆张扬，不肯做过分的宣传。甚至还生怕自己“乞食人间”的身份遭人白眼与冷遇，并且每当看到富贵人家又不免油然而生相形见拙、自惭形秽的卑微感。正是在这样的矛盾心境下，怀着无奈的心态，采用一种暗示的方式来准确无误地表明自己的职业身份，于是中医行医之职业徽标就应运而生了。
从中医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古代中医行医之职业徽标大致有三种：扁鹊针、葫芦和串铃。它们与中医药都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
首先，是作为医史文物的扁鹊针。它已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草原地区发现。经我国医史文物专家的认真细致的考证，一个喜鹊鸟和一根针组合而成的独特造型，它应该是我国医人在战国时期的行医徽标。而这与名医秦越人行医活动的社会历史时代是相吻合的。当年秦越人所率领的东方医疗队，有子阳、子明、子同、子越、子豹、子仪、子容等亲炙弟子组成。在这支精干而高效的医疗团队里，是各有专长的。如有擅长针刺、火灸、汤药、热熨、推拿按摩等诸多高手，他们不仅可以各显神通，而且能够相互配合。这样自然就会收到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良好效果。他们紧跟师父秦越人北上西行的足迹，把医疗康复的福音传遍北国，并且还留下了综合疗法显神功，起死回生好传奇的佳话。这些具体医疗事迹可以详见太史公司马迁所著的《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和《韩诗外传》、《战国策》等古籍。
其次，是另外一种中医行医之职业徽标——葫芦。葫芦，我国先民早就培植，并且有广泛的应用，主要是食用。早在《诗经》里，葫芦就被先民吟咏：“七月蟋蟀，八月断壶”。葫芦，它既可入药，亦可做成盛装东西的器物，还可做舀水用的工具——瓢。也因为其轻便，古代中医就把它用来装盛药物，这就是古代最早的“药箱”。于是在我国民间才会有那句广为流传的谚语：“你葫芦里究竟装的是什么药？”葫芦，常为古代中医斜背在背上，也作为中医行医的职业徽标出现在世人的视野里。
最后一种中医行医的职业徽标是串铃，它有形有声，似乎比那扁鹊针、葫芦更进一步。相传“药王”孙思邈行医时常骑着一头驴子为人治病。有一次他在替人看病时，系在村边一棵大树旁的坐骑驴子为野虎吞噬。但那头虎也许是很饿，也很贪心，吃得太猛，竟让一根驴骨卡在了虎口。它吞也吞不进，咽也咽不下，那虎是痛苦不堪又无可奈何，只得蹲伏在“药王”孙思邈面前，神情里含着请求与歉意。“药王”孙思邈看到此情此景，马上心领神会。于是他大胆决定为虎拔去驴骨，真是艺高胆大，胆识过人。为了免遭老虎咬伤自己的手，孙思邈就用随身携带的串铃横卡在虎口中，而自己的手就从串铃的中空里伸进去，然后抓住驴骨用劲拔出。真乃巧妙轻灵，机智不凡。从此，串铃就赢得了一个雅号——“虎撑”。那虎也从此改邪归正，成为“药王”孙思邈出诊行医时的新的坐骑。串铃也由此成为中医行医的新的职业徽标。唐宋元明清，历代相继，从未更改。串铃的暗示意义，更为普通民众所熟知。真是：暗示是创造，明说是破坏啊。
古代中医走村串户,游走于四方,将医术和药品送到病人身边,以药到病除、妙手回春的疗效成为人们生命的守护神,赢得了病家的敬重和爱戴。然而,这也意味着古代中医的社会地位相对较低。他们作为社会底层的普通劳动者,拥有一技之长的医术职业,在生活中处于较为边缘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