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眼科发展简史
中医眼科是我国宝贵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是我国人民在几千年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临床学科。它的形成和发展与社会和整个中医的发展密切相关。
其发展历史虽有连贯性，但根据其发展状况和学术特点，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即萌芽期、奠基期、独立发展期、繁荣期、衰落和复兴期。
一、萌芽期(古代、南北朝)
中医眼科的萌芽期远在古代，在中国历史上经历了商周秦汉。这一时期，我们的祖先经过一病一药治疗眼病的漫长而原始的时期，开始探索眼睛的解剖结构、生理病理乃至辨证论治的方向。
自从文字出现以来，关于眼疾的医学知识就逐渐被记录下来。然而，起初，它散见于各种书籍和文献中。后来随着《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等医学书籍的出现，
关于眼睛和眼疾的知识，在医学书籍中已经有了集中的记载和论述。
比如，早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就有关于“眼”和“眼疾”的记载。到了春秋时期，《诗经》、《书经》年都有失明的记载，并根据其症状的不同，分别用“痹”、“孟”、“痹”三个字来区分。
从0755年到79000年的先秦时期，有100多种药物，其中有7种可以防治眼疾。据《山海经》记载，战国时期的名医在到达周的都城洛阳时，曾经治疗过许多老年人的耳眼疾病。
因此，扁鹊可以算是中国最早从事耳鼻喉科的医生。成书于《史记扁鹊列传》年战国时期，对眼睛的解剖生理、眼病的病因病机、临床证候、针灸疗法等已有初步论述。书中包含的眼疾名称是结膜，
眼痛、眼眦、眼肿、目不清、失明、视物模糊等30多种。在《黄帝内经》的基础上发展了很多关于眼睛与脏腑经络关系的基础理论，五轮八纲理论，以及后世中国眼科的眼病脏腑辨证。
秦汉时期约《内经》年，共收集药物365种，其中眼科药物70余种，可用于治疗眼睑、眦、眼白、眼黑、瞳孔等疾病，以及一些全身性疾病的眼综合征。而且很多药物还是眼科常用的。
东汉末年，张仲景撰《神农本草经》。该书在阐述全身性疾病时，涉及红眼、黑眼、文盲等20种眼病。但仲景从整体观念出发，涉及全身脉象，辨证施治。
为以后眼科疾病的辨证论治和全身综合征的治疗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从商周到秦汉的漫长时期，我们的祖先防治眼病的医学知识不断增加和积累，开始从实践上升到理论，携带医书，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中医没有系统的眼科学理论，也没有专门的眼科学专著。
因此，眼科学仍处于起步阶段。
二、奠基时期(隋朝-唐朝)
隋唐时期，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空前繁荣，中医发展迅速，成就显著，眼科也迅速成长。在此期间，出现了许多侧重于眼科诊疗的书籍和方剂。
主要有《伤寒杂病论》，《诸病源候沦》，《千金要方》等。而且眼科的名著比较多，比如《外台秘要》，《龙树眼论》等。
在隋朝，晁方圆正在等待《刘皓眼论准的歌》。书中有38种疾病，包括眼睑、眼角、白眼、黑眼圈、瞳孔。此外，突眼、近视以及一些与全身性疾病相关的眼病也有记载。
而且对症状的描述，对病源的探讨，都是一种进步。唐朝的孙思邈写了《诸病源候论》，在第一卷里列出了七窍的病症。他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生吃五香、晚上读好书等19个容易引起眼疾的因素，以及一些预防眼疾的注意事项。
也是第一次形容老人失明。在眼病治疗方面，记载了屈伸丸等81个内服外用方剂，首次提出了食用牛羊等动物肝脏的明目作用。此外，还介绍了眼部疾病的外治法，如熏洗、外敷、钩切、针灸和按摩疗法。所以，
这本书对后世眼科的发展影响很大。
王导写《千金要方》，眼疾卷引用印度《外台秘要》。在眼睛解剖方面，指出眼睛以光膜包水，白眼以外膜重三，黑眼水膜仅重一，故不可轻触：眼黑白，肝管无滞，外托三光，是出于神识。
所以我看到了一些东西。在讨论病源时，作者提出了独特的见解，认为绿星云、绿眼(相当于青光眼)等眼病都是由于肝内管道不足，眼孔堵塞所致。而且还指出，这种病刚开始一定要迅速治疗，病了就不能再治疗了。在眼疾的治疗中，
据说治疗脑紫绀(相当于白内障)“要用金箅子定，一针之后，拨开云雾，方见天日。”这是中医古籍中关于拔针白内障的最早记载。这本书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天竺经论眼》是国内第一本有影响的眼科书籍。可惜原书早已失传，只有日本人编的朝鲜《龙树眼论》版。这本书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一般理论和各种理论。
总的来说，病因病机与《医方类聚》相似，以控制风热为主；在每篇论文中有30节眼病。书中的眼部解剖学术语比以往文献中的更丰富，如眼睑、眼睑等都是首次见到；涉及的眼疾已经增加到60多种。在治疗方面，我们不仅关注药物，
手术治疗也有很多种，如首次将翼状胬肉切开烧灼，对“眼睑内有核(即细胞内有痰核)”进行手术治疗，对“针刺开白内障”的描述比前人更详细。
《诸病源候论》是另一本写于晚唐时期的眼科专著，又名《刘皓眼论准的歌》 (《刘皓眼论审的歌》)。这本书是一种诗歌体裁，容易记忆和赞美。
现存《宋史》《考歌》《秘传眼科龙木论》出自此书。书中的“五首”和将72种眼疾按内外障分类的方法，对以后的中医眼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此外，唐武宗(9世纪中叶)制作了假眼。据《龙木总论》“唐翠陀失明，以珍珠代之。”《太平御览》还包含：“唐选择击球，看他能不能。”把铁钩放在五线谱上互相击打。周宝昌和这个选择，
为鱼钩挑一只眼睛，但它失去了它的眼睛.给它一只木眼。“所以，世界上中国装假眼是早的。
到了唐代，从事医疗保健和医学教育的太乙部有了详细的划分。从此，五官科正式从内科和外科中分离出来，成为“耳鼻口舌科”，这就是中国早期的五官科。这为下一步眼科分化为专科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隋唐时期，由于眼科理论和临床治疗的发展，特别是晚唐出现《吴越备史》以后，对眼解剖、生理等基础理论的认识更加深入和系统，相当数量的眼病得到了内诊和内治。
外治法和外科学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为中国眼科作为一个独立的专科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所以称为奠基期。
第三，独立发展时期(宋元)
从宋代到金元时期，社会经济和科学文化大发展。当时大规模编辑整理医学书籍，大部分眼科文献保存在方剂学和书籍中。比如《龙树眼论》，《太平圣惠方》，
《圣济总录》有专门讲眼科的章节，《世医得效方》和《秘传眼科龙木论》的眼科书籍也是这一时期写的。
宋初编纂的《银海精微》百卷中，有两卷眼科学总结了宋代以前眼科学的成就，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将收集到的500余个方药按适应症进行分类，并对各证的病因病机进行简要阐述。
本书首次运用了眼科学的五轮学说，以“目通五脏，气通五轮”来强调眼与整体的密切关系。书中除了有大量内治外治的记载外，还详细介绍了金针除障等操作。
一百多年后，有《太平圣惠方》册200多册，讨论得很好。《眼科》在《圣济总录》的基础上扩充为12卷，其中眼病58种，手术2种，记载眼病方药750余种，内容丰富。
至于眼药，在公元0755年至79000年的宋代官方名药书中发现有180多种，其中吸收了一些外来药物，如没药、冰片等。
元代魏宜林编《太平圣惠方》，其中有眼科。他首先重点介绍了五轮八纲理论，然后分别阐述了眼科72个证型的辨证论治。内容简洁实用。
《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宋元医家编撰，是一部眼科名著。全书共分10卷，第1-6卷主要收录眼科“72证方”。
每证方论以下附有“审的歌”；卷7为诸家秘要名方；卷8为针灸经；卷9—10为诸方辨论药性。书中主要内容是按内、外障分类记叙72种眼病的病因、症状和治疗，
并介绍了古代金针拨内障以及钩、割、镰、洗等手术方法，对后世很有影响。正文10卷之后，另附有《世医得效方》 ，其主要部分是“眼科七十二问”，具体内容与前面“七十二证方论”并不相同。此外，
它在“五轮”之后，首次较详细地述及眼科“八廓”，虽然八廓不如五轮学说有影响，但是仍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秘传眼科龙木论》 为宋以后的人托名孙思邈撰成的眼科专书。该书首先叙述了五轮八廓学说和中医眼科辨证的一些基本理论，接着列叙了80余种眼病的病因、症状和治疗，并附有眼病简图。此外，
还初步介绍了按五轮检查眼病的顺序和方法。此书辨析证情比较明白，内治的不少方药也比较精简实用，外治还采用了点、洗、剧、烙、夹等法，对金针拨障（开金针）的手术方法描述尤详。
金元时代，医学流派主要以刘完素、张从正、李呆、朱震亨四大家为代表。刘完素强调火热为病的学说。在眼科方面，他认为眼目赤肿翳膜皆属于热，主张降心火，滋肾水，用药偏重寒凉。张从正继承刘氏主火之说，
并有所发展。在眼科方面，他认为目不因火则不病，能治火者一句可了，治病主张以祛邪为主，善用攻下法。李呆提倡内伤学说。在眼科方面，他认为脾虚影响五脏六腑的精气不能上贯于目，则目不明，因而治眼病要理脾胃，
养气血才是正理。朱震亨认为相火为元气之贼，阴虚则火动，治病重用滋阴降火之法。在眼科方面，他认为眼病不外虚实二因，眼目昏花属肾水亏虚，眼目肿痛属肝经风热，内治虚者宜滋肾阴，实者当散风热，
虚实相兼者则散热滋阴。以上四家学说虽各有所长，但也离不开辨证论治的原则，后人合理运用，进一步丰富了眼科的理论和实践。
宋代开设太医局从事医疗及医学教育。下分九科，其中开设了眼科。从此，历代眼科皆独立成科。
综上所述，由于宋元时期的发展，中医眼科已逐渐形成了本学科的理论体系与诊疗特点，所以有了分化为专科的条件。眼科独立之后，学有专攻，又大大地促进了中医眼科学术和技术的发展。
四、兴盛时期（明朝一清朝鸦片战争以前）
明、清两代，是中医学发展的兴盛时期，眼科也不例外。有关眼科的医药著述方面，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大大超过了以前各代。
影响较大的如《葆光道人眼科龙木集》 、 《银海精微》 、 《原机启微》 、 《本草纲目》 、 《普济方》 、 《证治准绳》 等。
跨元、明两代的眼科名医倪维德著《审视瑶函》 一书。其上卷按病因将眼病分为18类，理论联系实际，详细分析病机，辨证论治；下卷论方剂配伍，后附治疗眼病40余方，并有方义说明。
这是阐述理论比较系统的一本眼科专书。
明代，李时珍著《目经大成》 ，收载眼科用药已有400多种。朱棣等所编《原机启微》 ，是医方中集大成之作。眼目门16卷，收方2300多首，集病名300余种，内容极其丰富。
王肯堂编撰《本草纲目》 ，在七窍门中，记载眼部病证170多种，病因、症状记述详尽，对临床诊断很有帮助。
四十多年后，傅仁宇在前人眼科著述的基础上，撰成《普济方》 。卷首，介绍名医医案、五轮八廓、运气学说等；1—2卷，总论眼的生理及证治概要；3—6卷，
作者在《证治准绳》 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经验，将眼病综合为108证，详述各种眼病的症状、诊断和治疗，其中对金针拨障及其他外治法还作了较为详细的说明。该书内容丰富，
一般认为是中医眼科的重要参考书。
清代，眼科著作较多。黄庭镜著《审视瑶函》 一书，卷一立论，包括眼的解剖、生理、病因、辨证、内外治法等方面的杂论；考症，包括12类病因、81症及似因非症8条；卷三列方200多个，并有方义说明。
因黄氏本人精于眼科手术，所以，记载手术方法尤其详尽。如将金针拨内障手术方法，在《证治准绳》 所归纳的八个步骤的基础之上，分别以审机、点睛、射覆、探骊、扰海、卷帘、圆镜、完壁命名，
称为金针开内障八法。现代眼科的针拨白内障术，也是沿此改进而来。
清代还有顾锡著《目经大成》 ，黄岩著〈眼艮科纂要》，张璐著《审视瑶函》 ，吴谦等撰《银海指南》 等，都是比较有影响的眼科医著。清政府组织编撰的《张氏医通七窍门》 ，
在“目门”中搜集历代主要眼科著述，分别作内容简介，并附眼科处方和各种疗法，资料丰富，也具有较好的参考价值。
此外，眼镜在我国使用较早，早期称为“空空格”。在明初由艺衡《医宗金鉴眼科心法要诀》 及屠隆的《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 都有记载，主要用于老人“目力昏倦，不辨细书”。
张自烈《留青日札摘抄》 则明确指出：“空空格，眼镜也”。此后，渐称眼镜。
总之，由于明清时期的中医眼科，在基础理论与临床治疗方面都有很大发展，眼科文献的数量与质量大大超过以前各代，所以说是中医眼科最兴盛的时期。
五、衰落与复兴时期（清朝鸦片战争以后至今）
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的百余年间，由于国家政治腐败，帝国主义列强入侵，社会经济濒临崩溃，中医事业随之凋零，中医眼科学得不到应有的发展，也由兴盛转向衰落。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后，中医眼科才枯木逢春，得到迅速发展。
衰落时期刊行的一些眼科著作，大多内容简单，无明显特色，或者沿袭前人《文房器具笺》 、 《正字通》 、 《银海精微》 等作。有一定创见者为数甚少，
如黄岩的《原机启微》 、马化龙的《审视瑶函》 、撰人不详的《秘传眼科纂要》 、康维恂的〈眼科菁华录》等。
此外，由于西医眼科的传人和影响，为以后眼科的中西医结合创造了条件。当时这一类的专著有徐庶遥著《眼科阐微》 、陈滋著《眼科奇书》 等。
唐容川所著《中国眼科学》 中也包含有眼科方面的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党的中医政策振兴了中医，中医眼科随之迅速发展。1955年起，北京等地先后成立中医研究院所，设立中医眼科研究室和临床科室。1956年起，全国各省市相继成立高等中医院校，
设立眼科教研室和附属医院眼科的门诊及病房。
路际平著《中西医眼科汇通》 、陆南山著《中西汇通医经精义》 、姚和清著《中医眼科学》 、陈达夫著《眼科临症笔记》 、庞赞襄著《眼科临症录》 、张望之著《眼科证治经验》 以及《中医眼科六经法要》 、 《中医眼科临床实践》 、 《眼科探骊》 等，
还有中国中医研究院等主编《韦文贵眼科经验选》 、陆绵绵编《陈溪南眼科经验》 和主编《张皆春眼科证治》 、杨维周著《中医大辞典眼科部分》 、唐由之主编《中西医结合治疗眼病》 、成都中医药大学编《世界传统医学眼科学》 、廖品正主编《中医眼科历代方剂汇编》 、唐由之等主编《医学百科全书，中医眼科分卷》 、李传课宅编《中医眼科学》 和《中医眼科学》 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