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某一件事或某一群人的判断，往往受到自身经历的影响。当你在一个机构工作时，你会受到冷遇。从此你对这类机构就没什么好印象了。在某地被人欺骗，也会导致对这个地方的每个人失去信任。我生病的时候去看过中医。
如果你被治愈了，你会一辈子相信它。如果你是西医，你会一辈子相信，甚至爱屋及乌。前几年在研究清末教案时，发现很多人入教，往往是因为碰巧生病，被传教士医生治好了。但他们入教时对基督教一无所知，入教后也不太了解。
但是他对教会的忠诚将永远不会消失。但是，有两个著名的人，却不是这样。一个是梁启超，一个是胡适。
很多人都知道梁启超在20世纪20年代末死于协和医院的一次手术失败。当时梁启超患有肾病，但外科医生误切了梁启超健康的肾脏，导致其死亡。在梁启超的坚持下，这起医疗事故被他的家人一直保密到很久以后。
在它被揭露之前。在此之前，胡适先生也生过一次大病，巧合的是，肾炎。在西医束手无策的时候，他找到了当时上海的名中医卢忠安，几剂药下来，就治好了。奇怪的是，胡适先生对此也讳莫如深。
虽然一开始写了一篇文章，简单提了一下，后来就开始含糊其辞，不肯痛快地承认了。该文章未包含在《胡适文存》中。晚年甚至抓住相关报道中的小错误，矢口否认。
胡适先生最忠实的弟子罗尔纲先生百思不得其解，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说谎，因为他一直讨厌说谎的老师。(参见罗尔刚《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
一个被西医治好了不肯说，一个被中医治好了。虽然疗效不一，但都一心为西医挽回面子，生怕毁了它的名声。就西医而言，一个不惜以己之身死，一个不怕背负背叛之名，真的很感人。
不管后人对此怎么说，他们的行动毕竟说明他们是有信仰的人，不会因为一时的个人经历而放弃或怀疑自己的信仰。
不用说，他们的信仰是科学主义。虽然他们两个基本上没有接受过多少科学的教育和训练，但研究的对象也不过是中国自己老店里的二手货。梁启超只是自己读了几本浅显的科学启蒙书籍，胡适去了美国留学，开始学农学。
被一个苹果惊呆了，他们立即转向哲学，但他们对科学的信仰令人震惊。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个时代提倡西学的人，内心大多是科学家，他们之所以认可西学，是因为有一个科学的道理在里面，而这个道理，
就是有效，能征服中国人民。在20世纪20年代，科学和形而上学之间有一场著名的辩论。事实上，所谓的“玄学”并不一定没有道理，只是被批判和与扶簸箕、问神等迷信混为一谈。科学主义在学术界奏响了凯歌。其中，
虽然梁启超先生鉴于一战后欧洲学术界对西方文明的反思，思想上有所回归，但他对科学主义的虔诚并没有因此而动摇。原因很简单。毕竟他是中国较早冲击西方先进科技成果，然后推行改革的人。
虽然科学主义在今天没有那么有说服力，但就当时的情况来看，他们对西医的维护确实是合理的。在20世纪20年代，虽然没有多少人敢对科学说不，但在中国这个拥有4亿多人口的大国，西医仍处于萌芽状态。
像样的西医，最多也就一万人不到，系统的有教养的医生中国就更少的可怜了。梁启超的手术事故确实是一个西医的错，但不代表整个西医体系完全错了，即使发生在国内顶尖的协和医院，也不足为奇。
中医治好了胡的不治之症，并不意味着西医整体不如中医。现代医疗防疫体系只能主要依靠西医来建立，这是不争的事实。虽然这两位学者不会以个案否定整体，但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
但是，难免有这样的习惯。恰好这两个案例发生在两个热爱科学，推崇西医的名人头上。如果大肆宣传，其影响将难以预料，给西医带来的麻烦也必然难以预料。反过来，中医也会犯错，也会出事。
连人命都不顾的胡志，如果按概率计算，中医的问题绝对会更多。翻翻过去的笔记，这种虎狼之药的记载还是很多的，比如鲁迅老师的亲身经历，还有很多中医用破鼓破墨治病。因此，
单从某一方面谈个别事件，当然是不公平的。
然而时至今日，中医和西医的地位已经颠倒了。显然，具有宝贵价值的中医正处于垂死状态。如果今天的人还像梁启超和胡适一样，恐怕这两个人死后也未必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