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的现代研究不仅要走自然科学的道路，还要增加中医哲学、中医心理学、中医社会学、中医经济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真正全面地再现中医的原始精神。
避免现代人在中医现代化过程中的思想混乱、价值迷茫、迷失方向。
中医元哲学研究
中医元哲学是指中医理论所依据的哲学基础，如气论、易经论、阴阳论、五行论、数理论等。中医形而上学是中医理论的形而上学，是中医观察和思考的先验图式。
是中医世界观、人生观、人体观、疾病观、方法论的逻辑起点。研究中医元哲学的意义在于，有助于回答中医理论观察的合理性、特殊性和理论文化负荷。《易》是中医的元哲学之一。
易是中医之母，大夫“不知《易》，不足以太医”。中医哲学研究是中医知识谱系的考古学。
我们不需要抽象空洞的元哲学论证，也不需要构建什么体系来研究中医的元哲学，应该坚持一条具体的、情境化的、实证化的研究路径。
中医的元哲学思想来源于风俗习惯、神话传说、汉字意义、先秦哲学等古代文化。并渗透和体现在《黄帝内经》、《伤寒论》等经典作品中。因此，
没有文字的实证研究，是不可能真正帮助中医的。那些把哲学上的“大话”和许多具体问题割裂开来的研究，并不意味着它们是理论化的、崇高的，而是固守旧哲学的无知和倒退。当代哲学是逻辑实证主义、分析哲学和现象学。
如果说中医是一个具有科学精神和人文方法的体系，那么中医元哲学就是中医科学精神和人文方法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基础。
中医逻辑研究
逻辑不仅是哲学的骨架，也是分析的工具。中医理论的特点体现在其文本的逻辑结构上。中医逻辑的研究内容涉及基本概念、命题、推理形式的结构和内容、类型、方法等。
运用逻辑实证方法研究中医概念和命题，有助于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促进中医概念和命题向可操作性和可检验性方向发展，促进概念的清晰性、准确性、规范性和实验性，避免概念的误用和混淆。
避免颠倒文字和事物的关系。比如试图通过实验找出阴阳五行物质基础的做法，其实是你不了解中医典籍中的阴阳五行，不是指两个或五个实体，只是用来明确概念外延的划分方法。
中医逻辑的研究可以从中西医比较的角度入手，也可以以形式逻辑、数理逻辑、辩证逻辑为工具分析中医文本。中医逻辑有很多特点，比如中医属性的概念，比如脏腑、经络等。
如果把它等同于西医的具有解剖形态的实体概念，就会造成傲慢自大的现象；在判断层面，对中医关系的判断丰富，这是中医辩证思维的表现特征；在推理层面，演绎法和类比法尤为突出，这是古代逻辑思维的普遍特征。
可以预见，中西医理论的真正结合将取决于两种医学理论的逻辑解构和重构。目前，只有解决中西医在概念层面的大体一致，才能解决判断、推理等高级交流和转化障碍。
实验和临床的外在检验是必要的，但理论内在一致性分析的逻辑检验是深刻的。
数学与逻辑同根同源，中西方数学概念及其应用存在相当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是影响中西医发展方向和速度的重要变量。中医的数学思想和方法论应成为中医逻辑研究的重要课题。
因果关系只是事物之间众多逻辑关系中的一种，而不是唯一的。经典力学、物理学和化学中的许多定律揭示了许多因果关系。
然而，现代和后现代的研究表明，在这个多元化的世界中，更复杂的关系(即非经典逻辑)也同样存在。中医文本不仅基本符合形式逻辑的要求，而且具有多值逻辑、模态逻辑、时序逻辑、模糊逻辑和辩证逻辑等突出的文化特征。
中西哲学比较研究
一般来说，跨文化研究的目的不是解释某种文化类型的优劣，而是克服某种文化理解的局限性，避免文化利己主义，提高人类知识。中西医比较研究的目的也是如此。
文化比较研究可以分为历时性的纵向影响研究和共时性的横向比较研究。谁先来，只是暗示了文化发展影响的可能性，而不能判断是先进还是落后。
中西医学的差异，根源在于其所依赖的哲学体系的不同。原子论与气化论、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计算测量与数学演绎、分析与综合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不同取向，导致了中西医学不同的认知成就。
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打破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认知局限或民族中心主义，拓宽我们的认知视野，改变我们的认知视角，有助于我们防止我们在社会化过程中不自觉内化的文化逻辑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只有正确的。
跨文化比较研究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中医理论本质的理解。理论既是对客观事物本身的正确反映，也是从一套命题推导出另一套命题的规则或工具，甚至只是一种猜测。事实上，
中西医面对的人和疾病的世界并无不同。唯一不同的是，他们对这个同一个世界的理解和诠释是不同的。人是生活在栖息地的动物，地域存在文化差异，所以地域的人所建构的逻辑与相应民族精神文化的特征是一致的。
比较研究会对我们已经形成的一些刻板印象和主观臆测产生强烈冲击，促进反思。
中医文本的语言哲学研究
米歇尔福柯认为“认知和语言是严格交织在一起的。”因为语言是表象和反映之间的具体联系，所以认知是严格意义上的。语言不仅记录了人类认知的过程和结果，还会产生错误的观念，导致谬误。人是一种象征性的动物，
人们用语言符号创造科学和医学。根据波普尔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我们可以认为中西医面对的人体和疾病世界(世界1)并无不同，这就导致了中西医理论文本(世界2)的不同。
源于主体精神世界(世界3)的差异，语言是思维的外壳，是现实的第一信号。语言和事物交织在一个共同的空间里。古人的古老遗产和发现埋藏在语言的化石中。
比如，汉字的构词法与中医的认知过程密切相关。因此，我们可以用解释学的方法，从中医经典文本中研究中医的概念(名)与现实的关系，还原文本作者的本来精神。
本文比较了中西医学理论差异的语义根源并探讨了结合或统一的可能性，澄清了中医史上许多有争议的关键问题。根据词源的不同心理需求，
把它分为显示其他事物存在的“现实符号”和打开主观世界的“精神经验符号”，并不是没有意义的。中医史上关于“三焦”、“命门”、“经络”和脏腑的争议，可能只是文本世界解读中的一个误区。
也就是说，把“精神体验的象征”当成了“现实主义的象征”，而且是如此混淆视听，令人困惑。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认为，知识的本义在于解释，而不在于注释和证明。知识在于语言与语言的关系，在于还原文字与事物的庞大而统一的平面。我们并不缺乏对古代医学典籍的研究(称之为小学研究)。
缺乏的是对语言哲学的前瞻性研究。福柯从东西方植物学的比较中发现，不同时期、两种不同文化中的文本之间的差异在于“对事物进行分类时传递知识的顺序”这一方式的深刻变化。
由此可以推断，中西医学差异的关键点在于对事物与文字关系的处理方式不同。解决中医现代化和中西医结合诸多困惑的出路，可能在于中西医文本的解构与重建。
(摘自《中国中医药报》作者、广州中医药大学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