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文旭 苏礼 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
“脾恶湿”这个说法源于《素问·宣明五气论》,张景岳注:“脾属土,其应湿,湿胜则伤肌肉,故恶湿。”虽然脾的主要功能是主湿,但当湿气过多时,就会伤害人体的肌肉和筋脉,导致痿痹、水肿等疾病的发生。因此,脾的运化功能就会受到限制,进而厌恶湿气的过盛。 “脾喜燥”这个说法则来源于《素问·藏气法时论》。其中,张景岳吴注明确指出,在治疗脾湿证时,应该使用苦味药物来燥湿。明代医学家吴鞠通也认为,脾以制水为要务,喜欢干燥,厌恶潮湿。他在《医方考》中写道:“脾本湿土,而性则喜燥,盖湿极则气滞而不能运化矣。”同时,叶天士也指出,太阴属湿土,需要阳气不足时才能运转;阳明属燥土,需要阴气不足时才能安息。因此,这些论述探讨了脾胃清浊升降、燥湿喜恶等特征,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脾“喜燥恶湿”的含义。
何梦瑶《医碥》云：“然脾胃居中，兼该六气，六气皆能为之病，不独生湿恶湿也。”喻嘉言《医门法律》云：“然脾胃能化物与否，实由于水火二气，非脾胃所能也，火盛则脾胃燥，水盛则脾胃湿，不能化物，乃生诸病。”指出了脾喜燥和脾恶湿性质不同，脾所恶的“湿”，是水湿过盛损伤脾阳所致的脾湿证；脾所喜的“燥”，则是对脾湿证采取“燥湿”的治疗原则。
笔者根据前人说法，认为脾“喜燥恶湿”应该作如下理解。
在生理状态下，脾既不喜燥亦不恶湿
脾主运化，包括运化水谷精微和运化水湿。所谓脾胃，是人体饮食营养物质摄入、消化、吸收、分布的器官。《素问·经脉别论》曰：“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尤在泾认为：“土具冲和之德，乃为生物之本。冲和者，不湿不燥，不冷不热，乃能生化万物，是以湿土宜燥，燥土宜润，使归于平也。”喻嘉言谓：“脾胃者土也，土虽喜燥，然太燥则草木枯槁，水虽喜润，然太润则草木湿烂。是以补脾滋润之剂，务在燥湿相宜，随症加减焉耳。”这就是说，脾湿胃燥，气不可偏也。湿，阴也，燥，阳也。阴阳宜平而不宜偏，偏则亢，亢则害。所以脾主运化水湿，言其并不恶湿；燥虽能胜湿，但太过又易损伤脾阴，故脾亦不喜燥。在脾胃燥湿相得，既无太过，又无不及时，才能使脾胃阴阳平衡，运化正常。
在病理状态下，脾湿则喜燥，脾燥则喜湿
燥和湿既属六气，又为六淫。清代石寿棠《医原·百病提纲论》认为，无论外感、内伤，总不外乎燥湿二气，提出病机是“水火即燥湿所变，而燥湿又因寒热所化”。阳气虚则蒸运无力而成内湿，阴血虚则营养无资而成内燥。并认为“燥郁则不能行水而又夹湿，湿郁则不能布精而又化燥”。
若脾的运化功能失调或津液干涸，使全身的水液输布呈紊乱状态，则出现水湿内停或津液不足等现象，产生脾燥和脾湿的病理改变。脾湿证是由外感湿邪，或过食生冷，或内湿困脾，以致脾胃运化失司，升降失常，水湿停聚，多见身困体倦，头重如裹，脘腹胀满，大便溏泄，甚则浮肿。且湿证缠绵，常多兼证。治疗上宜健脾燥湿为主，选用平胃散等方剂，药用苍术、厚朴、草果、砂仁、白术、茯苓、姜半夏之类，即《素问·至真要大论》所谓：“湿淫所胜，平以苦热，佐以酸辛，以苦燥之。”至于因湿郁日久所致之寒湿证和湿热证，则宜在燥湿的基础上，分别采用温中化湿和清热利湿等法。
脾燥证则由于外感燥热之邪，或因汗、吐、下、失血、夺精之后，所致热盛伤津；或阴津不足，使脾胃失其濡润滋养而燥化，出现鼻干咽燥，口渴心烦，干咳少痰，或痰中带血，皮肤皴涩，发枯不荣，肌肉瘦削，小便短赤，大便干结，脉象细数等症。治疗上应滋阴润燥，选用沙参麦冬饮、增液汤等方剂，药用沙参、麦冬、石斛、玉竹、山药、麻仁等，即《素问·至真要大论》所谓：“燥淫所胜，平以苦湿，佐以酸辛，以苦下之。”从而使全身或某些组织器官得以濡养而燥湿相宜。
总之,脾在生理状态下,不应该喜欢干燥也不应该厌恶潮湿。我们应该以平和的心态来看待脾的状况。在病理状态下,如果脾出现了湿证,就应该使用燥法来治疗;如果脾出现了燥证,就应该使用润法来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