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千年中医得罪过谁？关于中药的毒我有话要说的问题并不复杂，但是又很多的朋友都不太了解千年中医得罪过谁？关于中药的毒我有话要说，因此呢，今天小编就来为大家分享千年中医得罪过谁？关于中药的毒我有话要说的一些知识，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问题的分析吧！
每个人都对中医的繁荣负有责任。中药“有毒”，不一定有害。明用之，知其弊而制之，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化害为利，才能事半功倍。为什么不呢？关键词药无差错，道地选用，守时，严格配伍，规范炮制，辨证论治，
只有药能治愈这种疾病。
中药鱼腥草被“禁用”的消息言犹在耳，大名鼎鼎的“六味地黄丸”又掀起了一场风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随着国家绝密配方云南白药的“乌头碱事件”再次引发争议。作为中国四大南药之首的槟榔也未能幸免。
中药的“毒性”问题、中药的安全性问题及其未来出路再次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
当我惊讶的时候，我不禁大吃一惊。每天品尝72种毒药的中国始祖神农氏害人千年是真的吗？还是说以医术闻名、被已故佛祖尊为“药王”的孙思邈名不副实！我心中充满疑惑，
难道被誉为东方医学百科《本草纲目》“药圣”的李时珍只是“真题”吗？
回首过去，半个世纪前，CPSU代表米高扬曾来到滹沱河畔品尝汾酒和红烧鱼。作为一名美食家，他赞不绝口，声音清晰，是毛泽东的快乐主席，笑了起来。
“我相信，一个中医和一个中餐将是中国对世界的两大贡献。”
他老人家万万没想到的是，作为中草药的发源地，中国大陆如今在全球中草药贸易中的份额仅为2%，而日本这个小国却以90%的市场份额位居第一。如今，中医越来越风雨飘摇。千年中医得罪过谁？
你还记得流传已久的古方“六神丸”由日本改造而成，被全世界誉为“救命良药”的“救心丸”一度风靡全球，年销售额超过1亿美元。在中国申请中药专利的国家中，日本、韩国、美国和德国名列前茅。
小葡萄牙更是不堪一击，在学习中医的外国学生中排名第一。
让我不解的是，为什么被国人唾骂和抛弃的中医会让外国人津津乐道，想方设法“偷学”。开启中华民族抛弃几千年医学传统而只追随西医的先河，偌大的中国，
容不下千年中医？遭遇冰火两重天的中医被谁激怒了？
1.中药的“毒”是什么？毒药和中医有什么关系？
俗话说，“三分毒是药”。这一点经常被很多反中医的人诟病。是的，中药有毒，如砒霜、巴豆和生附子，毒性极大。《医学问答》解释了这一点：
“夫药为毒，故神农辨百草，谓其味毒。”
隋朝的晁在《诸病源候论》年说：
“凡是有毒有害的人都会惹事、害人、杀人。”
这种“毒”是天然药物对人体的损害，具有毒性，会产生毒副作用，应避免使用。但这是狭义上的毒，而广义上的毒才是中医真正的毒。
《素问.异法方宜论》有云：
“其病生于内，其治当以毒。”
所有预防和治疗疾病的中药都是毒药。“毒”是古代医学的代名词。早在西汉以前，“毒”和“药”都被称为“毒”。古人用“毒”作为所有药物的统称。医圣张仲景有一句精辟的理论：
“药是指能治病的草、木、虫、鱼、禽、兽等，都称为毒。”
神农在一天内遇到了72种毒药，这意味着他在一天内识别了70多种药物的特征。药物的特性，用对了可以治病救人，但用错了，就会伤人、杀人。
“凡是驱邪正的人，都可以称为毒。”如果我们否认广义的毒药，我们也就否认了药物的功效，即药用价值。不难看出，“毒”字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正是这种“毒”，让中华民族茁壮成长，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牢不可破！
“毒”是医学的偏见。《神农本草经》条记录：
“药有五味：酸、苦、甜、辛、咸、寒、热、温、凉、有毒和无毒。”
“有毒”和“无毒”药性是指药性的强度、刚性和紧迫性，而不是“有毒”的危害性。一般来说，具有暴力性质和严重影响的物质被称为有毒物质。安全剂量小，使用不当或过量应用都可能对人体造成伤害。
甚至造成死亡；据说，如果其性质较弱且作用温和，则无毒。
药物的作用是治疗疾病，各种药物都有一定的毒性。长期服用后，即使是细微的毒物也会在体内积累，成为“药邪”，从而损害人体的正气。
“每种药都有毒，不仅有大毒，还有小毒。甘草、人参虽毒，久服则胜，久则气增，亡之因也。”
吴鞠通四大温病之一，《医医病书？论药不论病论》中提到：
“世界上没有以偏概全的药，也没有以偏概全的病。医生最初是利用医学的偏见来纠正疾病的偏见。如果是对症的，毒药也是长生不老药；不对症，五谷杂粮是毒药。”
比如砒霜有毒，不知道有多少人成了它的鬼。然而，如果使用得当，它可以治愈疾病，不仅可以外用，还可以口服。张廷栋教授和韩太云药师从民间中医用砒霜治癌的案例开始了他们的科学研究，他们用砒霜治疗白血病的成果举世瞩目。
不仅如此，经过长期的医学实践，古代医生还总结了药物的七情（单线、互需、互情、互恶、对立和互恐、互杀），以及怀孕禁忌、用药禁忌、症状禁忌、炮制方法、煎药方法、道地选择和使用部位（去壳以避免腹胀，泵心以缓解烦恼）。
形成了一套安全有效的治病祛邪理论体系。顺之则无忧，逆之则害之。
2014年1月10日，在当天举行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女科学家高月领导的“中药安全性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为了解决关键问题，该项目历时10多年。
建立了中药早期毒性预测、毒性物质分析和配伍禁忌评价等8种方法，并利用该综合技术平台对7种易发生临床不良反应的中药安全性进行了系统研究，阐明了中药配伍理论的现代生物学机制。
验证了甘草的“十八反”、“寒热配伍”、“和合诸药”等中医经典理论。
第二，中药的配伍是无穷无尽的。
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往往是复杂而瞬息万变的，常表现为虚实结合、寒热结合、数病并治。只用一种药很难照顾到各方。因此，当使用两种以上的药物时，我们必须有选择性。药物配伍，即通过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提高疗效并消除其毒性。
克制抵消了它的副作用。
“君臣相合”是一个政治术语。在古代，皇帝和诸侯都被称为君主，辅佐君主的人被称为大臣。君主和使臣之间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古代药师将其引入药物配伍的处方中，成为处方组成的基本原则。
公元《素问.至真要大论》年，齐伯回答黄帝关于“方志陈俊”的问题时说：
“主病者称君，辅君者称臣，臣者称使。”
君药是对主要疾病或证候起主要作用的药物，可根据需要盲目使用或多味使用；臣药是辅助君药加强治疗主要疾病或证候的药物，或在治疗两种疾病或证候中起主要作用的药物；佐药用于辅助君臣药物发挥治疗作用或治疗继发性症状。
或消除（减轻）君、臣药的毒性；使药是起引经或调和作用的药物。
以《伤寒论》 中第一方“麻黄汤”为例，主治外感风寒的表实证。君药——麻黄（3两），辛温，发汗解表以散风寒，宣发肺气以平喘逆。臣药——桂枝（2两），辛甘温，温经和营，
助麻黄发汗解表。佐药——杏仁（70个），苦温，降肺气助麻黄平喘。使药——炙甘草（1两），苦温，调和诸药又制约麻、桂发汗太过。
麻、桂、杏皆入肺，有引经之效，故不再用引经的使药。麻黄、桂枝、杏仁、炙甘草的药性有主次，相互制约又相互补充，协调作用，形成一股强大的药力，去攻克外感风寒这——“堡垒”，临床疗效显著，
成为千古名方。中药方剂的组成不是几种药物的简单组合，而是在丰富的临床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其中文化内涵的核心就是儒家所强调的“和”。
从单味药到配伍应用，是通过长期实践与认识过程逐渐积累并丰富起来的。药物的配伍应用是中医用药的主要形式。药物按一定法度加以组合，并确定一定的分量比例，制成适当剂型，即为方剂。方剂是药物配伍的发展，
也是药物配伍应用的较高形式。中药是指按照“四气”、“五味”、“君臣佐使”等特性与法则配比而成的方剂药物，而不是随心所欲的杂合物，根据需要，或汤、或丸、或散、或膏……
三、中药炮制与配伍有异曲同工之妙
除了清除杂质，便于制剂和服用外，炮制更兼具减毒、增效、改变归经之能。以地黄为例，生地黄清热凉血，经用酒蒸晒成熟地黄后，因性温而具滋肾补血之功效。炮制既可为水制、火制，亦可为水火合制等。
水制有洗、漂、泡、渍、水飞等；火制有煅、炮、煨、炒、烘、焙、炙等；水火合制有蒸、煮、淬等。而每一种方法中又细含若干种方法，其内涵是极其丰富的。
而这些炮制方法，已成为我们国宝级的机密。何首乌因治少白头而闻名遐迩，但致腹泻者比比皆是。因生首乌中含有一种蒽醌衍生物，能滑肠致泻，须经炮制，使蒽醌衍生物水解，降低毒性，消除泻下作用，
使其乌须黑发的功效得以正常发挥。
国际癌症研究中心曾发布报告：人类口腔癌、食道癌、咽喉癌与长期咀嚼槟榔相关。舆论一片哗然，终于把名贵的“槟榔”推至风口浪尖，更令药用槟榔使用者惶惶然不得终日。
而报告中所提含致癌物的槟榔指的是“咀嚼槟榔”，而非“药用槟榔”，二者在原料、加工方法、用法用量等方面迥然不同。
“马兜铃酸事件”令广防己和关木通声名狼藉。殊不知，中药品种繁多，或同物异名，或同名异物。一字之差，误之千里。如汉防己（粉防己）为防己科植物防己的干燥根，
不会引起肾损害；而广防己（木防己）为马兜铃科植物，含马兜铃酸成分，有可能造成肾间质损害。
又如木通有关木通（马兜铃科）及川木通（毛茛科）之分，前者有致肾损的风险。若炮制不得法，轻则减效，重则害命。如马兜铃酸风波则因国外妇女为减肥，把含马兜铃酸未经炮制的广防己直接且长期当茶饮用，
肾损害频发不足为奇。
明.龚廷贤《寿世保元》 中云：
“药……，精制不同，生熟新久，炮煅炙烘，汤丸膏散，各起疲癃，合宜而用，乃为良工……。”
有些药物必须经过严格的炮制，如米炒斑蝥，砂烫马钱子等以减低药物的毒性和副作用；有些药物经过炮制可提高疗效，如酒炙川芎可增强其活血化瘀之效；姜炙厚朴可增强其行气消积之治。故古人云：
“不及则功效难求，太过则性味反失。”
说明了炮制的重要性。而现在水制的没了，火制和水火共制的减少了，即便是有也是偷工减料不遵法度。以往的挑、拣、簸、筛、刮、刷等都不见了，而且还掺杂使假，如桃仁掺杏仁，甲珠拌盐面或白矾面等屡见不鲜。
花里掺梗叶，果实掺皮壳，须根带泥土则更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
至于巴戟、远志抽心，益智、草果去壳也很难达到，由于有效剂量难以把握，真伪药材难以辨别，优质劣品好坏混淆，生熟新久炮制不清，病者希冀速愈，医者贪功求利，又人有禀赋之不同，医有高低之差异，文化有东西之分，
地域有南北之别，若此种种，中药中毒病例攀升又有何怪哉？
四、中药取之有“道”
“三月茵陈四月蒿，五月砍来当柴烧。”药王孙思邈在一千多年前曾“昭示天下”：不按时节采摘的中药材，有名无实，跟烂木头没有什么两样。
中药应用讲究道地药材。 《晏子春秋？杂下之十》 ：
“婴闻之：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
《新修本草》 亦认为：
“离其本土，则质同而效异；乖于采摘，乃物是而实非。”
宋代名医寇宗奭曰：
“凡用药必须择土地所宜者，则药力具，用之有据。”
泱泱大国，虽药材资源广阔，但由于所受自然条件、水土气候的影响，质量则大相径庭。由于资源渐于乏绝，优质的原产地药材则遭到人们竭泽而渔式的掠抢。如云南白药最重要的原材料七叶一枝花，已经濒临灭绝。
而因需求逐年加大，野生变为家种也越来越多，不但土质、产地等发生了变化，不道地的药材一轰而上，由此又产生化肥吸入过多、农药残留以及重金属超标等一系列问题。事实上，
陷入重金属超标漩涡的远不止“六味地黄丸”一家，云南白药、汉森四磨汤及百年老店同仁堂等不约而同纷纷“中招”。
频频发生质量危机为中药生产安全性敲响了警钟。自2005年以来，围绕中药材二氧化硫、农药残留和重金属超标等安全标准问题，中方一直在与日本、韩国等主要中药材出口国进行交涉。而从近年来海关统计来看，
出口中药材因有害残留物超标频遭扣留和退运，成为中国中药材出口最大的拦路虎，不能不令国人反思。
过去鱼腥草主要生长在深山的水沟溪泉边，没有污染，水煎煮后饮用退热立竿见影。现在云南、贵州、四川，将鱼腥草种植在施过很多年化肥农药的农田里，产收时装在竹筐浸入水塘，洗掉泥沙送到集市当蔬菜卖，
当天未卖完怕烂掉才拿回晒干，卖出去做药。肺炎发烧，以儿童居多，小孩病情变化快，以往一剂药就能见效，延误了就可能致命。
拿这样没什么疗效的鱼腥草做药，后果可想而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最可悲、滑天下之大稽莫过于，连治病的药都“病”了，居然还拿来救人，药效可想而知！
五、非“理性”用药，毒性病例攀升有何怪哉
许多制药厂家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把一些中药古方改变剂型和给药途径，或将药物盲目提纯、加工，有些药物的化学成分和功效尚难弄清，复方衍变的机理尚难弄懂，故临床应用时常出现过敏或中毒等反应，
人们也习惯把这类经现代理论加工提纯的药物出现的毒副作用归罪于中药。
从中药里提取这么多成分，其有效性和安全性，尚且是未知数，再通过静脉注射，绕过了肠胃屏障，直接进入血液，存在安全隐患在所难免。更有甚者，临床上常将一些中西药不合理地混在一起同时应用，
并美其名曰“中西医结合”，或习用西医理论套用中医，似这等牵强附会也难免不出问题。
当然，盲目迷信甚至追崇性的大量使用中药也不可取。 《素问？五常政大论》 说：
“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
用药治病，要掌握适当的“度”，不可过度，以免伤了正气。何首乌致肝损害，日本小柴胡汤事件均曾令使用者胆战心惊。殊不知，致损者多为不辨证施治，长期连续用药或超剂量使用所致。攻邪用药需要适可而止，
过则得不偿失，过犹不及，欲速不达。
中药有毒，聒噪之音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大有置中药于死地而后快之感。然而西医大家、第四军医大学校长樊代明院士却语音慷慨，力挺传统中医药文化。这位满腹经纶的消化界著名学者学贯中西、博古论今，
其对“医圣”张仲景敬重有加，对古人的智慧，对传统中医药的尊重与呵护令人肃然起敬。
其充满感染力的讲座，像流淌的清泉沁人心脾，又宛如纯净绝美的音乐震撼人心，似春日暖阳照耀着“喧嚣”的医学大地，令医学重归于理智与平静。海纳百川，兼收并蓄，樊院士的大家风范令人敬意油然生矣。
我们岂能再以自己的浅薄无知，度博大精深的中医药之腹，贻笑大方！
中药兴旺，匹夫有责，中药有“毒”，未必有害，明其利而用之，知其弊而制之，扬长避短，克弊扬利，化害为利，方可达事半功倍之效，何乐而不为！药本无过，道地精选，遵量守时，严谨配伍，规范炮制，辨证论治，
方可药到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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